阮籍在批判社會的同時，又試圖超越這種社會，重新構架一個和諧的社會，在和諧社會中，人們可以“保身修性”，進而超脫生死。通過對君子、隱士和薪者生活方式逐一否定，阮籍構架了一種既不脫離塵世、不脫離現實世界而又超越塵世、超越現實的自由境界，體現出阮籍對清新自由人生的追求和生命超越的渴望。我們可以看到，阮籍心目中的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是交叉在一起的，在形式上它是時代、社會以及個人矛盾的具體反映，在實質上它又是矛盾的消解器，這充分顯露出阮籍的雙重人格，在現實中斷裂的人格，在理想世界得以修複。
三、彷徨與抑鬱
基於阮籍對人的肉身的有限性認識，我們可以認為阮籍這種“大人先生”式的生死超越隻是一種主觀思想上的超越，以有限的肉體追求無限，試圖泯滅生死之間的差別，超越是非生死，從而達於逍遙之境。這種對絕對精神自由的論證和構架隻是阮籍在無奈現實麵前所做的退縮，企圖掙脫肉體的、世俗的束縛，尋求自身的解脫。在本質上，它並沒有解決如何抵製作為生命承載物——肉體消亡這一中心問題，因而，這種主觀思想上的超越並不能使阮籍擺脫對肉體消亡的恐懼，也就無從擺脫對於死亡的焦慮心理。
阮籍清醒地認識到在肉體上延年的不可行。在死亡的憂愁和焦慮之中，阮籍不由地萌發了延年之思，自言：“獨有延年術，可以慰吾心”，渴望與雲間鳥一樣，千裏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但在理性上，阮籍清醒地認識到人是不能夠長生的，對於“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的生命，阮籍悲傷地歎曰：“黃鴣呼子安，千秋未可期”，故而阮籍獨坐山岩中，惻愴傷懷。
死亡超越的主觀性和肉體消亡的不可抗拒性使得阮籍始終無法從死亡的陰影中走出來，對於阮籍來說，那揮之不去的生存焦慮正是來自動蕩的社會對人的生命的威脅。“焦慮是一種自我機能，它使人警惕將要來到的危險，並對之做出相適應的反應”。生存還是毀滅，這個困擾人類的難題極為現實的擺在了阮籍的麵前，阮籍在死亡恐懼的威迫下，艱難地選擇了生存，這也就決定了阮籍的一生將在委曲求全中苦悶度日，矛盾充斥了其一生。
其一，生活上的放浪形骸與政治上的小心謹慎。阮籍耽酒而常醉，醉後坦然地臥於賣酒美婦之側；在司馬昭的宴席上，箕踞嘯歌，酣放自若；臨母喪吃肉喝酒，散發箕踞，旁若無人；對叔嫂不通問的禮教不屑一顧，在嫂歸寧時出門送行；兵家女未嫁而夭，不顧與其父母並不相識而徑往哭吊；凡此等等足以說明阮籍可謂是任性而為、放浪不羈。正由於阮籍在生活上對禮教的鄙視，導致一些禮教之士紛紛指責，伏義批評他說：“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何曾也曾上奏司馬昭，言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要求將阮籍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阮籍在政治上的小心謹慎，“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其友嵇康也說：“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故司馬昭嚐言：“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發言玄遠，而未嚐評論時事，臧貶人物，可謂至慎乎！”
其二，不仕之心與入仕之行的矛盾。阮籍早年亦有壯誌，“壯士何慷慨，誌欲威八荒”。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阮籍清醒地看到實現人生抱負的條件正在逐漸喪失，於是阮籍開始處處逃避入仕，渴望過著“從容與道化同，逍遙與日月並流”的生活，並先後辭去了蔣濟和曹爽的辟命。但是後來他還是出仕了，為三百斛美酒而求為步兵校尉；樂東平風土而求為東平相。在對司馬氏的態度上，阮籍從未公開表示反對，而是小心翼翼地與之周旋：不願與司馬昭結親但又絕不公開挑明，於是大醉六十日得免；以沉醉來搪塞司馬昭要他寫勸進表的要求，最終卻還是寫下了《為鄭衝勸晉王箋》；對司馬氏語及玄遠，卻又讚其“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辟四門，延納羽翼賢士，以讚雍熙”，並為司馬昭推薦盧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