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範仲淹爭自由的名言
幾年前，有人問我，美國開國前期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文是Patrick Henry在1755年的“給我自由，否則給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國有沒有相似的話。我說，我記得是有的，但一時記不清是誰說的了。
我記得是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裏見過有這樣一句話，但這幾年我總沒有機會去翻查《困學紀聞》。今年偶然買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學紀聞》，昨天檢得卷十七有這一條：
範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在叫做言論自由。
範仲淹生在西曆九八九年死在一○五二年，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靈烏賦》答梅聖俞的《靈烏賦》，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36）他同歐陽修、餘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這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七百四十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
梅聖俞名堯臣，生在西曆一○○三年，死在一○六一年。他的集中有《靈烏賦》。原是寄給範仲淹的，大意是勸他的朋友們不要多說話。賦中有這句子：
鳳不時而鳴，
烏啞啞兮招唾罵於裏閭。
烏兮，事將乖而獻忠，
人反謂爾多凶。……
胡不若鳳之時鳴，
人不怪兮不驚!……
烏兮，爾可，
吾今語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誤）聽。
結爾舌兮鈐爾喙，
爾飲啄兮爾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來城頭無爾累。
這篇賦的見解、文辭都不高明。（聖俞後來不知因何事很怨恨範文正，又有“靈烏後賦”，說他“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遠己不稱，昵己則譽。”集中又有《諭烏詩》，說，“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鹹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長段醜詆的話，好像也是罵範文正的。這似是聖俞傳記裏一件疑案；前人似沒有注意到。）
範仲淹作《靈烏賦》，有自序說：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因為這篇賦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所以我多摘抄幾句：
靈烏，靈烏，
爾之為禽兮何不高飛而遠翥？
何為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
徒悔焉而亡路。
彼啞啞兮如訴，
請臆對而忍諭：
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
我有質兮慮天地之覆露。
長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樹。……
母之鞠兮孔艱，
主之仁兮則安。
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盤桓。
思報之意，厥聲或異：
憂於未形，恐於未熾。
知我者謂吉之先，
不知我者謂凶之類。
故告之則反災於身，
不告之則稔禍於人。
主恩或忘，我懷靡臧。
雖死而告，為凶之防。
亦由桑妖於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
雉怪於鼎，懼而脩德，俾王之盛。
天聽甚邇，人言曷病!
被希聲之鳳皇，
亦見譏於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見傷於魯人。
鳳豈以譏而不靈？
麟豈以傷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
焚而可變，孰為英瓊？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學太倉之鼠兮，
何必仁為，豐食而肥？
倉苟竭兮，吾將安歸!
又不學荒城之狐兮，
何必義為，深穴而威？
城苟圯兮，吾將疇依!
……
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
愛於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無言兮是然。
這是九百多年前一個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
賦中“憂於未形，恐於未熾”兩句，範公在十年後（1046），在他最後被貶謫之後一年，作《嶽陽樓記》，充分發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嚐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當前此三年（1043）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忌”。範仲淹有《答手詔條陳十事》，引論裏說：
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製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是他在那所謂“慶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一事，他說：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
這是在中原淪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範仲淹說的“憂於未形，恐於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從中國向來知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
（本文是胡適1954年9月3日在紐約所作的讀書筆記。載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國》第十二卷第7期）
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紀念
我很感謝“美國之音”邀我參加林肯總統的一百五十年大慶典。
我是一九四六年製定《中華民國憲法》的國民大會的一個代表，我想說一個故事，讓我的美國朋友們知道林肯的思想怎樣會變成了《中華民國憲法》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領袖，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平常說，他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和美國林肯總統的三句話是相通的，林肯說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當時還沒有適當的翻譯。中山先生自己的翻譯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說，他的民族主義就是“民有”，民權主義就是“民治”，民生主義就是“民享”。
孫中山先生死在一九二五年。他死後二十一年，這些思想就概括在《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一條裏，這一條的全文是：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所以我們可以說，林肯的蓋梯斯堡演說的一部分，現在用孫中山先生自己翻譯的文字，永遠生存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裏。我相信這是我們中國人民對林肯表示的最高的崇敬。
今天我們慶祝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紀念，正當全世界的危機時期，我們不能不感覺林肯的生平事業對我們有一種新的意義。
這種新的意義就是：林肯當日麵臨的是一個分裂的國家，我們今天麵臨的是一個分裂的世界。分裂林肯的國家的，是一種把人作奴隸的製度。分裂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是一種把人作奴隸的新製度。
在一百年前，林肯曾宣言：
一個自己分裂的家庭是站不住的。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狀態，這個政府是不能長久存在的。……將來總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隸，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本人是反對奴隸製度的，他相信一切的人，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應該自由。
但他也是一個搞實際政治的政治家，所以他總不免有一種希望，——一種無可奈何的希望：他總希望反對奴隸製度的人們能夠“限製這種製度的推廣”，能夠“把這種製度認作一種不可再推廣的罪惡，但是因為這種製度確已存在我們的社會裏，我們隻好容忍他，保護他”。
他這種希望，若用近幾年流行的名詞來說，可以叫作“圍堵”和“共存”的政策（The policy of“Containment”and“Co-existence”）。
但是林肯沒有機會可以實行他的“圍堵奴隸製度”的政策。從他被選作美國大總統，到他就職，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已有七個南方的邦宣告脫離聯邦國家了，他們已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並且把獨立各邦境內多數炮台也占領了。
林肯就總統職之後三十九天，戰爭就爆發了，——那個可怕的戰爭一直延長到四年之久。
林肯總統遲疑了一年半，方才頒布他的釋放南方各邦境內全部黑奴的命令。最後的解放黑奴命令是一八六三年元旦頒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