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談談道德與宗教罷。
近世文明在表麵上還不曾和舊宗教脫離關係，所以近世文化還不曾明白建立他的新宗教新道德。但我們研究曆史的人不能不指出近世文明自有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科學的發達提高了人類的知識，使人們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評判的能力也更進步了，所以舊宗教的迷信部分漸漸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漸漸地連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與靈魂的不滅——也發生疑問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著科學的武器，開辟了許多新世界，發現了無數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勢力，叫電氣趕車，叫“以太”送信，真個作出種種動地掀天的大事業來。人類的能力的發展使他漸漸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心，漸漸把向來信天安命的心理變成信任人類自己的心理。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知識的發達不但抬高了人的能力，並且擴大了他的眼界，使他胸襟闊大，想像力高遠，同情心濃摯。同時，物質享受的增加使人有餘力可以顧到別人的需要與痛苦。擴大了的同情心加上擴大了的能力，遂產生了一個空前的社會化的新道德，所以這個新宗教的第三特色就是他的社會化的道德。
古代的人因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犧牲理智上的要求，專靠信心（Faith），不問證據，於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淨土，信地獄。近世科學便不能這樣專靠信心了。科學並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學隻要求一切信仰須要禁得起理智的評判，須要有充分的證據。凡沒有充分證據的，隻可存疑，不足信仰。赫胥黎（Huxley）說的最好：
如果我對於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方才可望有成績，那麼，我對於人生的奇秘的解決，難道就可以不用這樣嚴格的條件嗎？
這正是十分尊重我們的精神上的要求。我們買一畝田，賣三間屋，尚且要一張契據；關於人生的最高希望的根據，豈可沒有證據就胡亂信仰嗎？
這種“拿證據來”的態度，可以稱為近世宗教的“理智化”。
從前人類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討自然界的秘密，沒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殘酷，所以對於自然常懷著畏懼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為人類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倚靠一種超自然的勢力。現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無數質力，上可以飛行無礙，下可以潛行海底，遠可以窺算星辰，近可以觀察極微。這個兩隻手一個大腦的動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個少年的革命詩人曾這樣的歌唱：
我獨自奮鬥，勝敗我獨自承當，
我用不著誰來放我自由，
我用不著什麼耶穌基督
妄想他能替我贖罪替我死。
I fight alone and，win or sink，
I need no one to make me free，
I want no Jesus Christ to think，
That he could ever die for me．
這是現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們現在不妄想什麼天堂天國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建造“人的樂國”。我們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活潑健全的人。我們不妄想什麼四禪定六神通了，我們要在這個世界上做個有聰明智慧可以戡天縮地的人。我們也許不輕易信仰上帝的萬能了，我們卻信仰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人的將來是不可限量的。我們也許不信靈魂的不滅了，我們卻信人格是神聖的，人權是神聖的。
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但最重要的要算近世道德宗教的“社會化”。
古代的宗教大抵注重個人的拯救；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個人的修養。雖然也有自命普度眾生的宗教，雖然也有自命兼濟天下的道德，然而終苦於無法下手，無力實行，隻好仍舊回到個人的身心上用工夫，做那向內的修養。越向內做工夫，越看不見外麵的現實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戲，越沒有能力應付外麵的實際問題。即如中國八百年的理學工夫居然看不見二萬萬婦女纏足的慘無人道!明心見性，何補於人道的苦痛困窮!坐禪主敬，不過造成許多“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廢物!
近世文明不從宗教下手，而結果自成一個新宗教；不從道德入門，而結果自成一派新道德。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國家簡直都是幾個海盜的國家，哥侖布（Columbus）、馬汲倫（Magellan）、都芮克（Drake）一班探險家都隻是一些大海盜。他們的目的隻是尋求黃金，白銀，香料，象牙，黑奴。然而這班海盜和海盜帶來的商人開辟了無數新地，開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像力，同時又增加了歐洲的富力。工業革命接著起來，生產的方法根本改變了，生產的能力更發達了。二三百年間，物質上的享受逐漸增加，人類的同情心也逐漸擴大。這種擴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礎。自己要爭自由，同時便想到別人的自由，所以不但自由須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界限，並且還進一步要要求絕大多數人的自由。自己要享受幸福，同時便想到人的幸福，所以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家便提出“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標準來做人類社會的目的。這都是“社會化”的趨勢。
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
固然東方也曾有主張博愛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產的思想。但這些不過是紙上的文章，不曾實地變成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變成範圍人生的勢力，不曾在東方文化上發生多大的影響，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愛”成了十八世紀的革命口號。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全歐洲的革命運動，一八六二年的南北美戰爭，都是在這三大主義的旗幟之下的大革命。美國的憲法，法國的憲法，以至於南美洲諸國的憲法，都是受了這三大主義的絕大影響的。舊階級的打倒，專製政體的推翻，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的普遍，“信仰、思想、言論、出版”幾大自由的保障的實行，普及教育的實施，婦女的解放，女權的運動，婦女參政的實現，……都是這個新宗教新道德的實際的表現。這不僅僅是三五個哲學家書本子裏的空談，這都是西洋近代社會政治製度的重要部分，這都已成了範圍人生，影響實際生活的絕大勢力。
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白於世了，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瞭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製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裏要求公道的待遇，等於“與虎謀皮”。救濟的方法隻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裁製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地發生。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築在個人求幸福的基礎之上，所以向來承認“財產”為神聖的人權之一。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個觀念根本動搖了，有的人竟說“財產是賊贓”，有的人竟說“財產是掠奪”。現在私有財產製雖然還存在，然而國家可以征收極重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財產久已不許完全私有了。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製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各國的“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發達，工廠的視察，工廠衛生的改良，兒童工作與婦女工作的救濟，紅利分配製度的推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實行，工人的保險，合作製之推行，最低工資（Mnimum Wage）的運動，失業的救濟，級進製的（Progressive）所得稅與遺產稅的實行，……這都是這個大運動已經做到的成績。這也不僅僅是紙上的文章，這也都已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
這是“社會化”的新宗教與新道德。
東方的舊腦筋也許要說：“這是爭權奪利，算不得宗教與道德。”這裏又正是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一邊是安分，安命，安貧，樂天，不爭，認吃虧；一邊是不安分，不安貧，不肯吃虧，努力奮鬥，繼續改善現成的境地。東方人見人富貴，說他是“前世修來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該如此”。西方人便不然；他說，“貧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製度的不良的結果，製度是可以改良的。”他們不是爭權奪利，他們是爭自由，爭平等，爭公道；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私利，他們奮鬥的結果是人類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不是袖手念佛號可以得來的，是必須奮鬥力爭的。
朋友們，究竟是那一種文化能滿足你們的心靈上的要求呢？
我們現在可綜合評判西洋近代的文明了。這一係的文明建築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礎之上，確然替人類增進了不少的物質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確然很能滿足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麵，用精密的方法，繼續不斷地尋求真理，探索自然界無窮的秘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麵，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權，建立人化的宗教；拋棄了那不可知的天堂淨土，努力建設“人的樂國”“人世的天堂”；丟開了那自稱的個人靈魂的超拔，盡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會化了的新宗教與新道德，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見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隻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製度，隻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隻做順民。
這樣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隻可以遏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們說“不知足是神聖的”（Divine Discontent）。物質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鋼鐵世界，汽機世界，電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科學世界。社會政治製度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民權世界，自由政體，男女平權的社會，勞工神聖的喊聲，社會主義的運動。神聖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進化的動力。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製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製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無窮的，物質上的享受是無窮的，新器械的發明是無窮的，社會製度的改善是無窮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滿足，改良一種製度有一種製度的滿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敗的，後人可以繼續助成。盡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滿意；無窮的進境上，步步都可以給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詩人鄧內孫（Tennyson）借古英雄Ulysses的口氣歌唱道：
然而人的閱曆就像一座穹門，
從那裏露出那不曾走過的世界，
越走越遠，永永望不到他的盡頭。
半路上不幹了，多麼沉悶嗬！
明晃晃的快刀為什麼甘心上鏽！
難道留得一口氣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來罷！
去尋一個更新的世界是不會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來了，剩下的還不少呢。
現在雖然不是從前那樣掀天動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們畢竟還是我們，——
光陰與命運頹唐了幾分壯誌！
終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尋，去發見，
永不退讓，不屈伏。
（原載1926年7月10日《現代評論》第四卷第83期。又載1927年11月27日、12月4日、12月11日《生活周刊》第4至6期）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講起來很難令人滿意，實在是問題太大了，今天隻就平時想到的幾點，提出來談談。
一
文化與文明
文化兩字蘊義甚廣，“文化”“文明”有時可解釋為兩個意思，也有時可看作一件事。解釋為兩個意思時，“文明”比較具體，看得見的東西如文明發明，屬於物質的。“文化”比較抽象，看不見不易捉摸。
“文化”與“文明”雖可分為兩件事，但有聯係。某一民族為應付環境而創造發明的是文明。發明火，便不再茹毛飲血，晚上有燈點；沒有火，許多要應付的環境便無法應付。火的發明，也許是無意中的；一經發明，不僅可以燒飯，可以點燈，還可以將金屬由硬化為軟，製造種種應用的東西。人類之異於一切動物，即是會靠一顆腦袋兩隻手製造東西，發明火可以製造更多的東西。這是“文明”。在某種文明中所過的生活形態、生活方式，這是“文化”。所以“文化”和“文明”有聯係。
一般的解釋，“文化”是包括了“文化”與“文明”，範圍較廣。今天講的屬於後者，不采[取]嚴格解釋。
二
文化的世界性
從前交通阻塞時，某種民族的生活，都有民族性、國家性、地方性，各不相雜。交通發達以後，此種生活的民族性、國家性、地方性漸漸地削弱，而世界性日漸加強。我們看到這禮堂裏的電燈、椅子、磁磚一切東西，和各位所穿衣服，很少還能找出保持著純粹地方性的，這便是交通發達、文化交流的結果。
文化的溝通不過是近幾百年的事，最初靠輪船、火車、電報傳遞，近來靠飛機、無線電。利用無線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事，戰爭初期尚未充分利用。現在要是沒有無線電，一定有人說“怎麼可以打仗呢？”諸君都看過《曾文正公日記》，他在江西建昌時，早上起身先要卜一個卦問問前方戰事好不好。早上卜的是“中上”，中午卜的是“中中”，就很擔心。實際上他離前線不過百餘裏，隻因交通不便，沒有飛機、無線電偵察通消息，隻好卜卦問吉凶。曾文正公距今不過數十年，相差就是這麼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有電報、電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充分利用了無線電；現在上海、紐約間隨時可以通電話，整個世界的距離已經縮得很短了。到了最近更有進步，電視發明了。美國大選，人民坐在家裏看，坐在家裏聽；賽球不必去球場看勝負，隻須將電視一開就得了。
記得小時候看《封神榜》《西遊記》，見到講順風耳、千裏眼十分奇怪，想不到這些理想現在都成事實，非但成事實，而且方便與普遍，遠勝書中的理想。現代消息傳布之迅速，往來交通之方便，決不是幾百年幾十年前想像得到[的]，因此，現代人類由於交通發達吸收交流的文化也就難於估計了。這時候要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件東西上分辨何者從美國來、何者從英國來，簡直不可能。我到美國去，見春天四處都是黃色的花，非常美麗，那是我國的迎春花；中國女子賞識的梔子花，美國女子也歡迎，但美國很少有人能說這是中國去的。即將開放的菊花，冬天結實的橘子，世界每一角落都見得到，這兩種東西統是中國去的，一經介紹，被人歡迎，就成為世界一部分，不再知道這是中國的產品了。又如絲綢、茶葉、桐油、大豆，都是中國去的，絲綢已成為世界穿著不可少的東西，桐油是工業重要原料，大豆更是世界公認了不起的植物，這些早成了世界性的東西。再看我們自己，用的方方麵麵少不了鍾和表，那是十六世紀發明[的]用機器計時的東西。從前我們用滴水計時，鍾表來到中國，不到幾十年就遍滿全國。現在到故宮博物院去，還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鍾，有的一個人出來打鍾，有的一隻鳥出來叫幾聲，有的是一個人出來寫“天下太平”四個字。這些千奇百怪的鍾，都是剛發明時所造，也成了世界上稀有的東西。到今日，不但有西洋來的鍾表，也有上海、北平、廣東自造的鍾表，已經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了。再說吃的，玉蜀黍大家都誤為四川來的，殊不知它卻是從美國來的，在極短時期中不僅傳遍中國，且已傳遍全球，成了重要食糧之一。它能迅速傳遍全世界，即是因為可以生長在平原，也可以生長在高山，用不到多施肥料，便到處被歡迎。玉蜀黍因為普遍，就很少人知道從那裏來的。穿的方麵，機器織造的布匹、呢絨來到中國不過一百多年，現在我們樣樣可以自造。又如裝飾，小姐太太們的頭發是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剪去的。那時我從美國回來，見剪短的黑發小姐很美麗。二十年後的今天，不但已經剪短，還要燙發，再也分不出怎樣的頭發是西洋的，怎樣的[頭發]是中國的；再往下去，恐怕燙發是從西洋來的也無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