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遲疑未決的時期，他在一封信裏曾說：
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救這個聯邦國家。……如果不解放一個奴隸而可以救國，我要幹的。如果解放全部奴隸而可以救國，我也要幹的。……
當時戰事的延長擴大，使他不能不承認釋放奴隸的命令不但是道德上的必要，並且是軍事上的必要。
直到今天，全世界最不忘記的、最崇敬的林肯，就是那位偉大的奴隸解放者林肯。
我們現在紀念林肯的生日，我們很自然的都回想到他在一百年前說的那幾句富有預言意味的話：
我相信，在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狀態，這個政府是不能長久存在的。……將來總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隸，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林肯在一百年前說的這幾句話，今天在我們的心裏得著同情的響應，正因為我們現在正麵對著一種新起的、更殘酷的奴役人們的身體與精神的奴隸製度，——這種新起的奴隸製度已經把一個很大部分的人類都變作了奴隸，並且還在很嚴重的威脅著整個世界。
我們在“自由中國”的人，在自由世界的人，都常常忍不住要問問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能夠長久存在嗎？
這個一半是奴隸，一半是自由人的世界究竟還能夠存在多少時間呢？
我們還要問：
是不是將來總會有一天，——正如林肯在一百年前懸想的將來總會有一天，或者全部都是奴隸，或者全部都是自由人？
我相信，這是林肯在今天給我們的新意義。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九日
（本文又題《紀念林肯的新意義》，是胡適於1959年1月29日應“美國之音”之邀，在台北美國新聞處的講話錄音稿。載同年2月16日《自由中國》第20卷第4期）
新生活
哪樣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來想去，隻有一句話。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聽了，必定要問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沒有事做，閑的不耐煩了，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幹，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的大醉了，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幾乎打起架來。後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你氣忿忿的又要了四兩白幹，喝的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兒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你懊悔的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為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可不是糊塗嗎？”
你趕上張大哥家去，作了許多揖，賠了許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塗，請張大哥大量包涵。正說時，李四哥也來了，王三哥也來了。他們三缺一，要你陪他們打牌。
你坐下來，打了十二圈牌，輸了一百多吊錢。你回得家來，大嫂子怪你不該賭博，你又懊悔的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嗬，我為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可不是糊塗嗎？”
諸位，像這樣子的生活，叫做糊塗生活，糊塗生活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這種生活，回頭一想，“我為什麼要這樣幹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為什麼。
諸位，凡是自己說不出“為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說得出“為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為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牲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牲的生活。畜牲的生活隻是糊塗，隻是胡混，隻是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如此做。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問得出一個“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幹這個？為什麼不幹那個？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十分難，隻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就可以漸漸的做到我們所說的新生活了。
諸位，千萬不要說“為什麼”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問一個為什麼，——為什麼不把辮子剪了？為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
為什麼大嫂子臉上搽那麼多的脂粉？為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花子？為什麼娶媳婦也要用那麼多叫花子？為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爹媽？為什麼這個？為什麼那個？——你試辦一兩天，你就會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
諸位，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們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道德教育
究竟什麼叫做道德？
諸位都曾讀過韓愈的《原道》，他說：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這話怎麼講呢？其實他對於這四個字，隻有“博愛之謂仁”勉強可算是有內容的定義。“行而宜之”豈不也是很空泛的虛位嗎？況且我們讀《論語》的人，看孔丘說“仁”字有許多種的說法；墨翟主張兼愛，孟軻不但不讚他為“仁”，還要罵他是禽獸。其實兼愛與博愛有何不同？由此看來，“仁”字也是一種虛位了。所以我們覺得韓愈應該說：“仁義道德都是虛位，都不是定名。”我們現在可以借用韓愈的話頭來下道德的“虛位”的定義：
由是而之焉，而宜之，之謂道。
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翻成白話，就是：
正當的行為，就叫做道。
正當行為的結果，成了個人的正當品格，不須勉強，自然出來，就叫做德。
那麼，我們又要問：怎麼樣才是“正當”呢？這兩字最難說。我們要曉得，道德是變遷的，是隨時隨地變遷的。今日的正當，未必是千百年前的正當。這裏的正當，未必是那裏的正當。比如說謊是不正當的，然而我們又說“兵不厭詐”；有時你的朋友病危的時候，他家中死了人，你定要瞞著他；有時小孩子不肯吃藥，你定要哄他是糖。有時戲園對麵失火，園主人若老實說火起了，看客一定紛紛逃走，擠死跌死；園主人隻從從容容地走出台前，說，“今天譚老板病倒了，不能登台，明天補唱。”大家慢慢散出，才知道園主人說謊救人，然而大家決不怪他說謊的。又如殺人是不正當的，但是我們何以又稱頌那許多暗殺的烈士呢？又如造反向來叫做叛逆的行為，是不正當的；現在我們叫他做革命，便覺得正當了。又如放火是不正當的，但是前三年北京學生放火燒曹汝霖的房子，我們總覺得一種痛快；又如前幾年東三省防疫的醫官為防止傳染起見，燒了許多染疫的房屋與街道，我們也覺得他是正當的。又如喝酒，陶潛、李白、杜甫一班詩人多把酒醉看做解憂除悶的聖品。會喝酒的叫做“酒仙”、“酒聖”；“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但是現在西洋有許多文明國家，竟把酒完全禁止了。又如鴉片煙在十幾年前是敬客的上品，現在是犯罪的禁品了。又如男娼，乾隆嘉慶時代的狀元、宰相公然承認這是“韻事”，詩人作歌稱讚男妓，小說家作小說稱讚小旦。但是十年來這種風俗也禁絕了。最可注意的是，五十年前曾國藩、左宗棠是中興的大功臣，五十年後便有許多人罵他們是漢族的罪人了。二十年前康有為對清室是“逆臣”，對國人是維新的領袖；二十年後康有為對清室是“忠臣”，對國人是守舊的複辟黨了。
這並不止是平常所謂“守經”與“達權”的問題。這是道德的性質的問題，是道德的中心問題。荀卿說的最好：“人無動而不與權俱。”權是一個秤錘。道德本無定名，隻是虛位，就如那秤上的星點一樣。道德的生活是隨時隨地求個正當的生活，就如那秤上的提繩一樣，故說“人無動不與權俱”。假如天下的道德都是不變的，都是不須隨時隨地去求個正當的，那麼，我們隻消憑著理想做一部《道德經》或一部《道德教科書》，就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了。道德教育就不成問題了。無奈人事是複雜的、變遷的、個別的。因為複雜，故沒有簡單的應付；因為變遷，故沒有刻板的標準；因為個別，故沒有根本的解決。明末高攀龍說得好：
唯權乃所以為經也。非權則經不可用矣。經，譬之秤也。權，則秤錘也。秤一定不可移，（即我說的那秤上的星點，還即是虛位，並非真一定不可移。）權則隨輕重而定。故權字即時字也。
（《東林論學語》上）
我們現在可以下“道德”的定義如下：
依著個人的智慧的光明，對於那複雜、變遷、個別的人事問題，在行為上隨時隨地做相當的應付：這就是道。
這種行為，久而久之，習慣了，圓熟了，不須勉強了，成了品性了。這就是品格的養成，這就是德。
現在我們可以講“道德教育”了。
向來中國人的道德教育有三種：
第一，大多數人的道德教育完全是不名道德教育的道德教育。他們不曉得什麼“修身”、“正心”、“倫理”，他們也不曉得什麼“性”、“仁”、“良知”、“主敬”。他們的智慧是很有限的，他們的生活問題也是很有限的。他們用那有限的經驗與知識來應付那有限的生活問題，——一點一滴的活知識，用在一點一滴的活問題上，——居然也往往有很正當的行為，居然也往往養成很正當的品格。
第二，還有少數的人，想從書本子裏得著一種道德教育。他們談心，談性，談良知良能，談正心誠意，談主一主敬，談修身，談道德仁義。然而這種道德教育的效果可實在不多。有時候，他們用強製的方法，立功過格，寫座右銘，至多也不過成一種束身自保的道學先生。有時候，這種功夫完全當不得一個粉麵村姑娘的一盼，也禁不住一隻大元寶的光焰。比較上，功效最大的還是一部《覺世真經》，和一部《太上感應篇》、一篇《陰騭文》。清朝的刑名大家汪輝祖，學問總算是好的了，然而他自己說他一生所以不敢做惡事，全靠他每天早起念三遍《感應篇》!其實何止汪輝祖一個人？一部《正誼堂全書》（清張伯行編刻，為程朱一派的理學書的最大結集。）那裏比得上這一小本《太上感應篇》？這種書本子裏的道德教育，充其量不過是一班《感應篇》的信徒；他們不敢做惡事，因為怕近報在己身，遠報在兒孫；他們也做點好事，因為他們要積點陰騭，延壽一紀，貴子雙生!天下的大傻子也出在他們裏麵，天下的大奸巨猾也出在他們裏麵。最大的成績也不過幾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好好先生。若想單靠這種道德教育就可以產出一些能做大事的王守仁、曾國藩，那是沒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