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派的墨子，見於前兩派太趨於極端了，一個注重“名”，一個不注重“名”，都在“名”上麵用功夫。“名”是實用的，不是空虛的，口頭的。他說：
今瞽者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取]，就是實際上的去取，辨別。瞎子雖不曾見過白黑，亦會說白黑的界限。要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才知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許多高談仁義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分別義利，辨人毫末，及事到臨頭，則便手足無措。所以墨子不主張空虛的“名”，而注重實際的應用。墨子這一派，不久就滅了。而他的思想和主義則影響及於各家。遺存下來的，卻算孔子一派是正宗。老子一派亦是繼續不斷。如楊朱有“名無實，實無名。名者偽而已”等話，亦很重要。到了三國魏晉時代，便有嵇康那一般人，提倡個人，推翻禮法，宋明陸象山和王陽明那班人，無形中都要取消“名”。就是清朝的譚嗣同等思想，亦是這樣，亦都有無名的趨向。正統派的孔子重“名”，重禮製，所以後來的孟子、荀子和董仲舒這一班人，亦是要講禮法、製度。內部的線索有這兩大係統。
還有一派近代的思想。九百多年前，宋朝的儒家，想把曆代的儒家相傳的學說，加上了佛家、禪宗和道家的思想，另成一種哲學。他們表麵上要掛孔子的招牌，不得不在儒家的書裏頭找些方法出來。他們就找出來一本《大學》。《大學》是本簡單的書，但講的是方法。他上麵說：“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就變為中國近世思想的大問題。程朱一派解“格物”是到物上去研究物理。物必有理，要明物理，須得親自到物的本身上去研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天下的事物，都要一個個的去格他。等到後來，知識多了，物的理積得多了，便一旦豁然貫通。陸象山一派反對這種辦法，以為這種辦法很笨。隻要把自己弄好了，就是“格物”。所以他主張：“吾心即是萬物，萬物即是吾心。”物的理都在吾的心中，能明吾心，就是明萬物。吾心是萬物的權衡，不必要像朱子那麼樣支支離離的格物。這種重視個性自我發展的思想，到了王陽明格外的明了。陽明說：他自己本來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的。他有一位朋友去格一枝竹，格了五天，病起來了。他就對這位朋友講：你不能格，我自己去格。格了七天，也病了。因此，他不信格物是到物上去格。物的理在心中，所以他特別地揭出“良知”二字來教人。把良知弄好了，弄明白了，善的就是善，惡的就是惡，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天下事物都自然明白了。程朱和陸王這兩派支配九百餘年的思想，中間“格物”的解說有七八十種；而實際上還是“名”和“實”的嫡派，不過改變他們的方向罷了——格物還是從內起呢，還是從外起？
思想必依環境而發生，環境變遷了，思想一定亦要變遷。無論什麼方法，倘不能適應新的要求，便有一種新方法發生，或是調和以前的種種方法，來適應新的要求。找出方法的變遷，則可得思想的線索。思想是承前啟後，有一定線索，不是東奔西走，全無紀律的。
（這是胡適1921年在商務印書館開辦的國語講習所的講演，則華超記錄。刊於1921年11月20日《教育雜誌》第十三卷第11號）
中國問題的一個診察
《益世報》記者把這個題目誤刊為《中國問題的一個偵察》，也很有深長的意味，或者還來得更適切一點。法庭上的偵察是用偵騎的敏捷手段，用種種細心巧妙的方法破獲案件，訊問罪狀。診察是醫生臨床驗驗體溫，檢查血液，化驗排泄物，看有無病根在裏麵的意思。中國國勢糟到這步田地，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化驗來檢察，鑒定一個病狀，看看究竟患什麼病，雖然怎樣設法來救濟，還可留待高明。
昨天報載日本齋藤首相發表談話，極端侮辱中國，說中國根本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談直接交涉。前天汪精衛先生出國臨別贈言中，也很感慨的說現在中國還是有軍閥在割據稱霸，或互相混戰，不能稱做統一的國家。仇人說我們不是現代國家，我們自己的政治領袖也說我國不是統一的國家。實在，我們七八十年來的努力，失敗在一點上，即是沒有達到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目的。雖然我們自己可以否認，說是一個國家，但九月十八最慘痛的國難紀念的前夕，山東的軍人正在開始互相炮轟；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戰局麵中。這種百孔千瘡，東破西爛的局麵，正足以證明我國新患的軟弱瘓癱的病，好像一個頭很大而屁股很細弱的患軟骨病的小孩子一樣，在國家的隊伍中立不住，站不起來。
中國所患的病狀，為明了起見，可分內外兩層來講：內邪外感。從前我發表一篇文章《我們走那條路》（記者按：該文見去年北平《晨報》及《大公報》）裏麵即說明中國內病之重，內病有五種，我叫做五鬼症：
第一是貧窮。現在大家都說中國的貧窮是受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然而中國在曆史上實沒有一個時期不貧窮的。貧窮到了為一角錢惹出人命，女太太因為一二個銅子而至打架吃鴉片上吊，因為五寸鞋麵布而至於婆婆打死兒媳婦。這種消息是常見於報紙的。所以中國的窮不僅由於外感，基本原因尚在生產的不發達。中國人未嚐富過，沒有一篇舊小說是描寫富的。
第二種病是弱。中國人向來衰弱，曆史上的詩人所歌頌的名士是弱不禁風，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風氣相沿，體質愈弱。士人拿貧弱來驕人，以為貧弱既不能超脫，乃以君子固窮來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雖然想吃葡萄，卻因為得不到，便說葡萄是酸的，本來不高興吃。
第三為愚昧。中國的病症，因為貧窮和體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識上的貧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說新教育破產，然而舊教育如何？在我們的父親祖父時代，他們隻用幾個錢買書，一元錢便可將所用的書籍買全。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大學》《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詩經》《禮記》《書經》《左傳》等等。隻要將這些書念了，便可以中舉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數的人便是做點學問考據，吟詠詩詞章句，做名士做學者。這中間《易經》隻是卦辭卜筮，《春秋》是斷爛朝報，《禮記》隻是禮製典章，隻有《詩經》還有價值，然而也隻是一些情詩，幾千年以前的詩。念的書是這樣的書，做的文是八股文，試問對於知識上會有什麼影響？試想想在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古國裏，竟沒有一個像樣的大學。這第三種病症，實是中國的致命傷。
第四是貪汙。一般都說中國為禮義之邦，然而現在這種貪汙的現象，卻非任何帝國主義所造成，為國粹，為國貨，乃由貧窮而來的。由老媽子買零物揩油一二個銅板以至高級官吏買軍火，幾百幾千幾萬元的貪蝕，是同屬一個係統的。
第五是紛亂。中國內亂自古已然。曆史上如李自成，如張獻忠，如黃巢，如張角是最著名的。從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總有一次內亂。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詳細的研究，覺得自周朝以來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亂就是大亂。在全國曆史上沒有長久不亂的時期，也沒有一二省從未經過紛亂的時期的。這也是土貨，國產；以後洪楊之亂，或不無與西洋接觸的影響，然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卻不能諉之外國影響，皆是自內而生的。
因以上五種病症的結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國之文化經濟力量以俱來，固不能抵抗，即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其遺族如契丹及羌氏女真蒙古等皆莫之能抗，隻要外國民族稍強盛一些，我們即不能抵抗。其原因即由於內邪所致。以工愁善病之質，弱不禁風之軀，如何去與他們對抗呢？
在曆史上我們的武力雖然不如人，然我們的文化卻有過之無不及，因此我們被外族征服了之後，外族卻常被我們同化過來。也被我們這五種內邪所迷惑，這五種病症所傳染。結果匈奴、契丹、回紇、蒙古滿洲皆被我們所同化，皆傳染上此五種病症，都是這幾種外感文化低於我們的緣故。到了印度，則不出一兵，隻派幾個傳教士來，用文化來征服我們。自唐代以後，中國與印度的往來很盛，我們也常派人去學經，去留學。他們的文化，是指示我們去作神仙去作菩薩，不是叫我們去作人，卻是去作鬼。然而我們的文化卻漸漸屈伏了。所幸曆史上並無文武全才的文化來侵略我們，他們有武力，我們以傳染病尚能勉強抵製幾千年。而印度隻有鴉片煙，沒有武力，我們也仍能存在。這樣的征服一次，猶如打一次嗎啡針，使我們增加抵抗力，而更放出燦爛的文化來。幾千年來，我們都是這樣支持著。
但是現在的時期已不同了，我們到了另一個時期，文化後麵有武力，武力後麵則是整個的文明，內邪既凶，外感益亟；從前仗著自己所謬認的“精神文明”，一次抵抗，二次抵抗，對付外來的文化和武力，而現在則武力文化經濟科學萬管齊下，所以不能再得幸免。所以九一八以後曆有一年，還是毫無辦法，竟至於請出班禪喇嘛來念經，叫民國以來的一切罪人，都來作念經救國運動。傳染病終於抵敵不過內邪外感的夾攻了。
中國的五鬼，沒有一種是可以持以立國的。在這新的世界，立國不但要靠武力，尤其要靠文化；外國人的科學沒有不在我們之上的。最新的美國，立國雖僅一百多年，我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卻有三百多年的曆史，其餘如耶魯、哈佛曆史亦久。俄國更是新式的國家，莫斯科大學也有一百八十餘年的曆史。至於歐洲，更不必說，意大利有一千多年的大學，英國的劍橋也有八百多年，最新的柏林大學是創設於一八一〇年，也有一百多年的曆史。就是日本，東京的帝大，已七十多年，何以一個五千多年的老大國家，竟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沒有一處文化人才建設集中的地方？除了科舉求功名以外，便沒有人想到文化，在文化上努力的所謂國學，隻是一個抽象的名辭，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國子監學生是可以拿錢捐的，隻是一種官職。一個五千年曆史的國家沒有一所大學，愚昧到自己不能自救，不知自求醫藥。直至現在我們看小說要到日本去，在本國住著感覺不慣；所有的統治領袖，隻要自己能登台統治，大家也就容忍著，任其妄為統治，其故猶是愚昧。
此種現象，在過去猶可勉強維持，我們可以去幾千裏路，沒有見到一個兵，一個警察，因為我們的祖宗，積幾千年的經驗，自有辦法來維係國家的統一和和平。比如無錢舉辦選文官製度，便用科舉方法，以功名為餌。國家但訂法製，即可向全國拔取人才，欲求功名者，亦自來應考。如想做官，隻花一元錢便可將所用的教科書買齊，再花二元錢，請一位老師，便可以讀書趕考。起始考八股，再高一點點考策論。這樣國家不費一文，也可以達到拔取人才的目的。方法雖然錯誤，但是製度是很公正的，雖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則上也很公平。一省選考舉人，全國選考進士，然後抽簽分發各處做官，甘肅人也許分發到江蘇，江北人也許分發到江南，這樣的互相調劑，不分畛域，也沒有什麼異議，即在不知不覺中間培養出一種有國家之存在的觀念。當時的知識階級，即是這樣的被維係著，雖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顧一切的去應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沒有考取的，也並不怨國家，隻是自己嗟歎“命也夫”！
所以以前的治理者，國家略奪[劃]建造的人，尚能夠以製度來促進國民對於國家民族的感覺（National Consciousness），和民族主義。此外更有旁的辦法如禦史製度，道員製度，也可有相當的成就。因此令人感到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他的原因的。譬如用考試方法來甄拔人才，在原則上很不錯，而是最好的辦法，雖然用八股是不對，那隻是枝節的問題。當時因為激於內邪外感之夾攻，因懷疑八股科舉，便將這考試的精神也一並除去，使二三十年來，沒有文官考試製度，用人隻是親戚故舊，於是以前一點較好的辦法，現在完全沒有了，一點統一國家的影子都沒有了。這樣的國家自然是站不穩的。
現在我們對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們所已接受的是什麼呢？隻是今日汽車，明日電燈，今天燙發，明天唇脂。這樣的接受，因為內邪外感的作用，在現在的世界上還是站立不穩的，我們即使坐在汽車裏麵，也不會舒服，不會覺得這世界是我們的。
中國的病，不是可以枝節救濟的，譬如身體衰弱，我們開一次運動會來救濟，身體是好了一點，可是金丹白麵也隨著進來，舊病未除，新病又來。現在不能仔細的分析五種病，和提出救濟的意見，但就愚昧一項而言，如辦教育，新式教育成績不好，或者不是因為教育原則的錯誤，而是辦理的不得其法。然而舊教育的成績又在那裏？舊教育的幾種性質不妨利用，但是決不能返諸舊教育。我們應該平心的想一想，教育為什麼辦不好，為什麼不如人？個人以為關於教育的問題，有很可以注意的幾點。
（一）宗教
在中國最早的宗教是道教，其次是佛教，雖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講神仙佛道，而沒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無知識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國的宗教教育，僅有道德的製裁力。
（二）文化基礎
中國文化本很枯仄，幾經淘汰，占有勢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學除去荀子一派，便隻有六經，是最枯燥無聊的東西，不能作為文化的基礎。而西洋與孟子同時的為歐幾立德，亞基默德斯，新造了幾何學，發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亞理斯多德，然而亞氏搜集了多少動植物的標本，更奠定了邏輯科學的基礎。他們又以拍拉圖比孟子，然而拍拉圖曾說過：“不懂算學者不得入吾門。”而中國文化範圍是這樣的狹小，對於莊墨之學又肆意排斥，結果隻餘六經，這樣單調的孔孟之學如何能作為文化的基礎呢？
（三）傳記文學
中國向無傳記文學，因此未嚐有偉大人格遺傳下為後人的楷模。《史記》《漢書》的傳記絕不能去和拍拉圖，綏納芬以及劉德立許的蘇格拉底傳相比。雖然不少偉大的人格，文學家卻沒有去當作優美文學的題材，去作寫生的對象。這很重要的傳記文學，中國竟無絲毫基礎。
（四）母教
婦女占民族的一半，然而即連做人的資格也給剝奪了，一向對待女人，視同牛馬，且更纏足以困之。這樣的女子，那裏能夠給子女以良好的母教。西洋的婦女在以前也是頗受歧視和虐待的，然而所受的教育是好多了。
（五）通俗文學
中國一向對於通俗文學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響民眾心理最甚的東西。社會上領袖士大夫不注意，於是委之於妓女歌姬，成為誨盜誨淫的工具。把一種良好的領袖教育忽視了。
到了現在，大家知道教育破產，教育不夠用，便應當從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從宗教文學各項去設法補救。
本題過泛，不能詳言。然而我們至少應該根據這種論斷，力自反省。不要責人，隻須責己，應該自己拿鏡子照照，詳細檢驗一下，分析各種病症，努力不會白費，模仿不是恥辱。中國的病症，也許要在這種態度上求治。
（這是胡適1932年10月25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的講演，由陳振漢記錄，載《南開大學周報》第1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