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品、風俗習慣、裝飾，都是文化，由於吸收外來文化的結果，打破了地方性，減少了民族性，減少了國家性。所以，這個時代講到文化就是世界文化，很難找出一件純粹的本國文化。我曾想，用毛筆寫中國字該是中國文化了，可是除了民國以前留下來的墨還用中國膠製造以外，現在製墨用的膠都是外國廠用剩下來的，常常聽到人說現在的墨寫字膠筆不如從前，原因就是在此。寫出來的文章，更不知不覺地受了外國文化影響，無形中吸收了不少西洋文法，標點更全盤接受了西洋文化。我又想，吃中國飯用筷子總是中國文化吧!前天到最標準的中國式飯店馬祥興去，他們先將筷子用開水燙燙消毒，也受了西洋文化影響了。交通這樣發達，坐在家裏開無線電就可以聽到舊金山的新聞報告，也可以聽到王[世傑]外長在巴黎說話的情形下，生活方式要不受外國文化影響，要分析那些還是純粹本國文化，那些是受世界文化影響，幾乎不可能。我記得小時候上海報上登載一篇法國小說，講八十天環遊地球，大家都說這件事了不得，也懷疑是不是事實；豈知四十年後，一百小時便可以環遊地球，以後也許還可以減少到八十小時、七十小時環遊地球。一百小時不過四天。交通發達到這個階段，談到文化，便隻有世界性文化，如何還能有純粹的地方性、民族性、國家性文化呢？
三
文化的接受與選擇
文化的接受與選擇，具有“自然”、“自由”的條件，某些東西一經介紹便被采用，某些東西雖經介紹不為接受。迎春花、梔子花用不著推廣，人人歡迎，因為這種花你說好，你的女朋友也說好，自然采用了。鍾表來到中國，銅壺滴漏即被棄置，現在僅能在博物館中看到。從前男人穿雙涼鞋不分左右足，我起初穿這種鞋子生雞眼，很痛苦。幸而後來一位無名英雄造福人群，仿照皮鞋製成左右足不同的鞋子，我們穿了無限舒服，立刻就風行全國。這雖是小事，但解放男子的足，決不下於解放女子纏足，並沒有什麼力量強製我們接受，隻是大家覺得比較好，就自然采用。自由選擇不同文化，接觸不同文化，接受或拒絕，也有其必然的道理，簡單說，不外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人家有的，我沒有，我采用；人家有，我也有，我的比人家好，人家就采用。所以有無優劣可說是自由選擇、自然選擇的條件，但這種限於物質的。
三百多年前西洋人到中國來傳教，那時他們勢力已經達到澳門一帶，知道中國文化很高，便研究應從那一方麵入手。後來認為到中國傳教，應選學問最好的人帶來中國所沒有的東西及比中國更好的學問。所以派利瑪竇（Matteo Ricci）帶了三件東西：第一件是剛發明不久、用機械計時的鍾，並選製造[得]最好最講究的送給中國，這是代表物質；第二件是西方已經很進步的天文學，他們知道中國在講改革曆法，利瑪竇天文學學得很好，也帶到了中國，這是代表科學；第三件是宗教，才是他們最大的目的。
三件東西同時來到中國，可是吸收的程序不同。第一件鍾，毫無抵抗接受了；銅壺滴漏不如機械製造的鍾，銅壺滴漏自然被打倒。第二件天文學，經過一個時期才接受。那時候中國有兩種天文學，一種是原有的，一種是回教的，兩種天文學各不相讓。中國素來遇到兩方相爭，便各給一個天文台，你們去算月蝕、日蝕某月某日幾時幾分幾秒開始，何時複圓，誰算得準確，就采用誰的曆法，利瑪竇也設了天文台，不但算[出]北京的月蝕日蝕時間，也算出南京、成都、廣州許多地方的[日蝕、月蝕]時間。北京下雨，別處不一定下雨，仍可以測驗是否準確。比較結果，教會天文台成績最好，一分一秒也不差，顯然中國曆法不如他。經過十多年後，大家都說西洋曆法了不得。明崇禎十六年采用新曆法，下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沿用下去，民國後才整個接受世界一致的曆法。第三件宗教，接受程度最少。我們原來有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來到中國後，要比較那一種最好，卻沒有比較算日蝕月蝕時間那般方便明顯，也不免有主觀感情成分。我見我爸爸、媽媽相信的，外祖母、外祖父相信的，我為什麼不相信？所以家庭製度、社會製度、政治哲學、社會哲學以及宗教等等的吸收，不如物質科學那般容易，抵抗力大得多了。第一種是機械，不容易抵禦。鍾比銅壺滴漏好，電燈比桐油燈好，無線電我們沒有，自然接受了——至於說最近政府要減少汽車、減少飛機班次，那是偶然的事，和拒絕接受不同。第二種科學，有抵抗，但抵抗有限度。醫學我們有，天文學我們也有，但新的醫學來了，舊的陰陽五行就被打倒，到今天雖還有人說陰陽五行比西醫好，這隻是少數。第三種，社會製度、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宗教製度等文化的吸收不吸收，拒絕不拒絕，就不若前兩種可以比較，可以試驗，可以有絕對的選擇自由。當前中國文化問題就在這裏。
四
當前文化的選擇與認識
當前中國文化問題，既然就是前麵所說的社會製度、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宗教等吸收或拒絕，在交通工具如此發達之時，我們不能也不可能拒絕某種文化。問題是：這類文化的接受，牽涉到感情，牽涉到信仰，牽涉到思想，牽涉到宗教。具體說，當前有兩個東西在鬥爭，這兩個東西放在我們前麵，既不是物質，就不能像商品那樣，這是德國貨，這是英國貨、美國貨一般辨別誰好誰壞。現在放在麵前的美國貨、俄國貨是無法比較的東西，既不能以品質來比優劣，又不能以價格來比高下。放在麵前的是兩個世界或者說兩個文化，要我們去選擇去決定往東往西往左往右。
數百年來自由選擇自由拒絕世界文化的階段已經過去了，目前是必須要我們在兩個中間挑選一個，我們既無法列一公式來證明往左是生路往右是死路，或者往右是生路往左是死路；又無法說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你們的兩個都不要。所以問題就嚴重了，三十年前教科書裏的東西用不著了。梁啟超先生早年介紹我們“自由”，許多人說“不自由，毋寧死”。那時看來是天經地義的，現在是變了，打倒資本主義也要打倒自由主義。要服從，要犧牲個人自由，爭取集體自由。從前對的話現在不對了。自由究竟要不要，是另一個問題。如從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向前進，而自由正是前進的原動力，有學術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斷的新科學新文化出來。照辯證法說，有甲就有非甲，甲與非甲鬥爭成為乙；有乙又有非乙，乙與非乙鬥爭成為丙。
我今天說這一段話，不是“賣膏藥”，我沒有膏藥可賣。隻是這個問題牽涉到感情，牽涉到信仰，牽涉到思想，除了思想有一點理智成分外，情感信仰就不同，受不了一點刺激。我今年五十八歲，一生相信自由主義。我是向來深信三百年來的曆史完全是科學的改造，以人類的聰明睿智改造物質，減少人類痛苦，增加人類幸福。這種成就完全靠了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天，不怕地。倘使失了自由，那裏還有現在的物質文明。
我走過許多國家，我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經濟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經濟自由。俄國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來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減輕了多少？經濟自由得到了沒有？犧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經濟自由的，曆史上未有先例。
我比較守舊，九月十一日還在北平天壇廣播“自由主義”，也許有人聽了罵胡適之落伍。他們說這不是不自由不民主，而是新民主主義新自由。是沒有自由的新民主，沒有民主的新民主，沒有自由的新自由，沒有民主的新自由。各位看過評劇裏的《空城計》、《長阪坡》，沒有諸葛亮的《空城計》，沒有趙子龍的《長阪坡》，還成甚麼戲？
是自由[與]非自由的選擇，也是容忍與不容忍的選擇。前年在美國時去看一位老師，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曆史，見了我說：“我年紀愈大，我才感到容忍與自由一樣重要，也許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講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簡單：從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許我才有的，現在要多數人允許才能得到。主張左的容忍右的，主張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從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現在是社會允許我講無神論，講無神論也要容忍講有神論，因為社會一樣允許他。各位都看到報上說美國華萊士組織第三黨競選總統，比較左傾。反對他的人拿雞蛋番茄擲他。擲他的人給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說這是不對的，華萊士有言論自由。要判他在監[獄]裏坐，或罰他抄篇[……]寄紐約《前鋒論壇報》，或[抄]十年來作標語的一句名言一千遍。那個人想想，還是願意抄一千遍。這一句話是：“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拚命辯護你有權說這話。”這一句話多麼偉大!假使這世界是自由與非自由之爭的世界，我雖是老朽，我願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個是容忍一個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選擇容忍的世界。有人說恐怕不容忍的世界、極權的世界聲勢大些，胡適之準備做俘虜吧!大家隻看到世界上兩個東西鬥爭這邊失敗，政府打仗這邊也失敗，那邊聲勢很大，便以為這邊注定失敗了。我不讚成這種失敗主義。三百年的曆史是整個的反自由運動，目前的反動並不是大反動，隻是小小的反動，看起來聲勢浩大，但他們自己就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用最專製的權力來壓迫自己人，經過三十一年長時間還不許人家進去，不許自己人出來，不敢和世界文化交流，這正表示他的膽怯。所以我說這隻是一個小反動。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後勝利。固然曆史告訴我們，民主自由運動常會遭到包圍摧殘，法國革命幾經失敗，民主搖籃英國的成功受英倫海峽保護，美國民主成功靠兩大海洋保護；但每次民主自由鬥爭無不得到最後勝利，最近兩次世界大戰亦是如此。
此次從北平到上海，一位朋友對我說，這個輸麻將還打麼？我說，你是失敗主義的說法。真正輸麻將是十二年前的局麵，那時我們和世界三海軍國之一、陸軍占世界第三位、工業占世界第三位的國家打仗，我們沒有一點基礎，飛機連教練機不過二百架，那才是必輸的，可是我們要打，而且打勝了。人家最悲觀的時候，我一點不悲觀，我總是想，他們沒有好裝備，沒有海軍，沒有空軍，我們隻要稍稍好轉，就可以風雨皆釋了。這次鬥爭既是文化選擇問題的鬥爭，決不能說輸就算了，這不比選擇雙涼鞋、選擇剪頭發、選擇鍾表、選擇天文曆法那般容易，而得從感情、信仰、思想各方麵去決定，我們的決定也即是國家民族的決定。
（這是1948年9月27日胡適在上海公餘學校的演講詞，談龍濱記錄稿載1948年10月《自由與進步》第一卷第10期，居正修記錄稿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黃山書社1994年12月版）。因《自由與進步》難於覓得，故完全根據居正修記錄稿整理，未能與談龍濱記錄稿核對，難免會有出入）
中國哲學的線索
我平日喜歡做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變遷之後，發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吾國原把邏輯翻作論理學或名學。邏輯原意不是名學和論理學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譯原字的音為邏輯）。外的線索隻管變，而內的線索變來變去，終是逃不出一定的徑路的。今天要講的，就專在這內的方法。
中國哲學到了老子和孔子時候，才可當得“哲學”兩個字。老子以前，不是沒有思想，沒有係統的思想；大概多是對於社會上不安寧的情形，發些牢騷語罷了。如《詩經》上說：“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這種語是表示對於時勢不滿意的意思。到了西曆前第六世紀時，思想家才對於社會上和政治上，求根本弊端所在。而他們的學說議論終是帶有破壞的、批評的、革命的性質。老子根本上不滿意當時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原來人人多信“天”是仁的，而他偏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是沒有意思的，不為人類做好事的。他又主張廢棄仁義，入於“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這種極破壞的思想，自然要引起許多反抗。孔子是老子的門徒或是朋友。他雖不滿意於當時風俗製度以及事事物物，可是不取破壞的手段，不主張革命。他對於第一派是調和的、修正的、保守的。老子一派對於社會上無論什麼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不要了，都要推翻他，取消他。孔子一派和平一點，隻求修正當時的製度。中國哲學的起點，有了這兩個係統出來之後，內的線索——就是方法——繼續變遷，卻逃不出這兩種。
老子的方法是無名的方法。《老子》第一句話就說：“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名”的重要，亦知道“名”的壞處，所以主張“無名”。名實二字在東西各國哲學史上都很重要。“名”是共相（Universal），亦就是普通性。“實”是“自相”，亦就是個性。名實兩觀念代表兩大問題。從思想上研究社會的人，一定研究先從社會下手呢，還從個人下手？換句話講，是先決個性，還是先決普遍之問題？“名”的重要可舉例明之。譬如諸君現在聽講，忽然門房跑來說——張先生，你的哥哥來了。這些代表思想的語言文字就是“名”。——倘使沒有這些“名”，他不能傳達他的意思，諸君也無從領會他的意思，彼此就很覺困難了。簡單的知識，非“名”無從表他，複雜的格外要藉“名”來表示他。“名”是知識上的問題，沒有“名”便沒有“共相”。而老子反對知識，便反對“名”，反對言語文字，都要一個個的毀滅他。毀滅之後，一切人都無知無識，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則沒有欲望。沒欲望，則不“為非作惡”，返於太古時代渾樸狀態了。這第一派的思想，注重個性而毀棄普遍。所以他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美和不美都是相對的，有了這個，便有那個。這個那個都不要，都取消，便是最好。這叫做“無名”的方法。
孔子出世之後，亦看得“名”很重要。不過他以為與其“無名”，不如“正名”。《論語·子路篇》說：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以為“名”——語言文字——是不可少的，隻要把一切文字、製度，都回複到他本來的理想標準，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他的理想的社會，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父親的要做到父親的理想標準，做兒子的亦要做到兒子的理想標準。社會上事事物物，都要做到這一步境地。倘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君、臣、父、子都失掉本來的意義了。怎樣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呢？“言”是“名”組成的，名字的意義，沒有正當的標準，便連話都說不通了。孔子說：“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的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後來把觚字用泛了，沒有角的酒器亦叫做“觚”。所以孔子說：“現在觚沒有角了，這不是觚嗎？這還是觚嗎？”不是觚的都叫做觚，這就是“言不順”。現在通用的小洋角子，明明是圓的，偏叫他“角”，也是同樣的道理。語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言文字沒有正確的意義，便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假的標準。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假的標準，所以他主張“正名”。老子主“無名”，孔子主“正名”。此後思想，凡屬老子一派的，便要推翻一切製度，便要講究製度文物，壓抑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