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史料重於修史
我非常感謝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宜蘭縣等文獻委員會的各位先生給我參加這樣一個盛大的聚會。不過說到歡迎，我實在不敢當。剛才黃[純青]先生要我對修誌問題表示意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等七個機構都是做征文考獻工作的，他們在台灣省各地保留資料、搜集資料、整理資料，以編修《台灣省通誌》及各縣市的方誌，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見實在不敢當。況且在座的有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師範學院的許多位文史先生，他們對於黃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無論在知識、學術見解，以及這幾年來他們參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這許多文史界權威學者麵前，更不敢說話了。
不過黃先生說我是台灣人，的確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幼年時我曾在台灣住過一年又十個月。這次我到台南、台東等地，曾種了一株榕樹，兩株樟樹，據說這兩種樹都有很長的壽命，將來長大了，也許有一個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說替將來的台灣文獻捏造一些掌故。
我還要特別感謝文獻會的黃先生，將先君[父]在台灣留下的一點紀錄：一個是私人日記，一個是向他長官所作的報告，予以刊行。
關於黃先生所提的修誌大問題，我剛才已經說過，我是不配提出有價值的意見的，不過大家知道我從前作過一部《章實齋（學誠）年譜》，因為編這一部書，對於方誌問題略曾注意。章實齋是一個史學家，是很有曆史的眼光的學者，他的書中，一部分有關文史，一部分有關方誌，特別對於方誌部分還有許多意見。因為我編章實齋的《年譜》，所以引起我對方誌的興趣。平時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個人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與個人有關的。但是我在國外，看到搜集方誌最全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它搜集了全中國的方誌，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從前朱[士嘉]先生曾編有一個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中國方誌的書目，可以作為參考。在國內除了北大圖書館和上海的涵芬樓以外，很少有一個地方像美國國會圖書館搜集得那樣完備。而美國除了國會圖書館以外，尚有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收藏亦甚豐富。因此，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今天向七個專門考獻的團體的先生以及文史專家麵前提出。
我覺得文獻委員會這幾年來所做的搜集史料、刊印史料的工作，也許比將來修誌的工作格外重要。這一句話並不是說對諸位修省通誌或地方誌的工作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說搜集資料、保藏原料、發表原料這些工作，比整理編誌的工作更重要。有了原料，將它收集保藏起來，隨時隨地的繼續搜集，隨時出版，有一種材料就印一種，這個工作比修誌編誌書重要得多。為什麼原因呢？因為誌書經過一番製造整理，是一種製造品。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曾說過：人家以為“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麻煩，其實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價值最高。這個見解我是很讚成的。因為《宋史》所保藏的原料最多，經過整理刪除的最少。有人以為《宋史》不好，要重新寫過一部；我卻以為幸而《宋史》替我們保留了許多材料。再說大家都知道唐書有兩部，一部《新唐書》，一部《舊唐書》。《新唐書》是宋時人作的，經過了一番整理，以做文章的方法來寫曆史，將材料改了很多，文章固然很謹嚴，一般做文章的人也許很恭維《新唐書》，但以曆史的眼光看，《新唐書》是遠不如《舊唐書》的。清朝學者王若虛就曾經寫[說]過《新唐書》不好。我們可以說《新唐書》不但文章不通，而且原始的材料都掉了；《舊唐書》就是因為材料較多，所以篇幅也較多，差不多比《新唐書》多了一倍，這是它的好處。
今天在座的七個團體，都是從事征文考獻的工作，給台灣的曆史保藏史料。原料越是保藏得多，搜集得多，比起將原料整理刪除編整的工作，都遠為重要。因為無論以什麼方式編誌，新方法也好，舊方法也好，都不免經過整理，許多材料不免受編誌總纂主觀的取舍。甚至毀去一部分材料，或隱藏一部分材料。經過這一階段，往往將有價值的原料去掉，所以整理出來的東西就成為製造品。我們以現代新的眼光來看，與其編誌，不如做搜集材料、發表材料，繼續搜集材料、隨時發表材料的工作。譬如說，“二·二八”事變是一個很不愉快的事，現在距離的時間很短，在台灣是一件[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不能不討論這個問題，但討論時不免有許多主觀的見解。而關於這件事，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在這樣的情形下，與其寫一部誌書，在方誌中很簡單的將“二·二八”事件敘述幾遍，遠不如不去談它，不去寫書，而注重在保藏史料這一方麵，使真實的材料不至毀滅，而可以發表的就把它發表。這是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來說明原料比製造品重要；說明過早提出結論，不如多保留各方麵的材料，到可以發表的時候當作原料發表，不加以論斷。不要使原料毀滅，我以為這個工作比編誌更重要。希望各地文獻委員會對於搜集材料、保存資料的工作能夠繼續，而且要特別的看重。不要存一種搜集資料就要編誌的觀念。
還有今天我在台大參觀人類考古學係，看到有關高山族的考據，這是很了不得的，把高山族分成七個大類，這個工作現在剛剛開始，隻是在開始搜集材料，還沒有到搜集齊全的時期。有關民族、語言、方言等等的調查紀錄，就我所知，目前還不夠，尚待繼續搜集，再以新的方式整理。在開始搜集的時候，很不容易有一個結論。征文考獻亦複如此，應多搜集原料、研究原料，不必在幾年中將各地通誌都寫起來。至少在我這個半個台灣人看來是不必如此的。而應擴大搜集材料的範圍，請台大、師院及曆史研究所各位先生就民族學、語言學、人類學各方麵以新的方法來搜集新的材料。
這是我這半個台灣人回到第二故鄉，向各位負征文考獻責任的先生們，以我外行的一點小意見貢獻給大家。我想許多文史專家一定有更好的意見，黃先生可以請他們多多發表，我隻是以我粗淺的意見供大家的參考，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意見。
（這是胡適1953年1月6日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歡迎會上的講詞。收入台北華國出版社出版的《胡適議論集》甲編，又收入台北胡適紀念館編輯、出版的《胡適演講集》下冊，又收入台灣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第26冊）
格致與科學
科學初到中國的時候，沒有相當的譯名，當時的學者就譯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縮寫。《大學》裏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沒有說明“格物”是什麼或是怎樣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學家都下過“格物”的解說，後來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的界說。其中最有勢力的一個解說是程子（程頤）、朱子（朱熹）合作的。他們說，“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窮究物的理。朱子說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即（就）物窮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極，是致知。這確是科學的目標，所以當時譯科學為“格致”是不錯的。
有人問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範圍，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說：一草一木都應該研究。就是近代科學的研究範圍也不過如此。
程子、朱子說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們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窮一理，明日又窮一理。隻要積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貫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確是有了科學的目標、範圍、方法。何以他們不能建立中國的科學時代呢？
他們失敗的大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學者向來就沒有動手動腳去玩弄自然界實物的遺風。程子的大哥程顥就曾說過“玩物喪誌”的話。他們說要“即物窮理”，其實他們都是長袍大袖的士大夫，從不肯去親近實物。他們至多能做一點表麵的觀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實物。
久而久之，他們也覺得“物”的範圍太廣泛了，沒有法子應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範圍縮小到三項：（一）讀書窮理，（二）尚論古人，（三）應事接物。後來程朱一派都依著這三項的小範圍，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範圍完全丟了。範圍越縮越小，後來竟從“讀書窮理”更縮到“居敬窮理”，“靜坐窮理”，離科學的境界更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