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會雖然有這一段奮鬥的曆史，但在過了一二百年以後，他這一派並沒有多少人。別的冒牌的人又都起來，個個都說是慧能的嫡派。神會的真真嫡派，在曆史上沒有材料了。所以當我在民國十五年到歐洲去的時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沒有經過北宋人塗改過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為我過去搜集這些材料時，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許還在敦煌石室裏麵保存。為什麼呢？方才講過，敦煌的卷子，是從五世紀起到十一世紀的東西。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時期，且在北宋人塗改史料以前；而石室裏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倫敦、巴黎去，要找新的關於佛教的史料，要找神會和尚有沒有留了什麼東西在敦煌石室書庫裏麵。這就是我方才說的副作用。到了英國，先看看大英博物院，頭一天一進門就看見一個正在展覽的長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關材料。後來又繼續找了不少。我到法國的時候，傅斯年先生聽說我在巴黎，也從德國柏林趕來。我們兩個人同住一個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國館子吃飯，夜間每每談到一兩點鍾。現在回憶起當時一段生活，實在是很值得紀念的。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不到三天，就看見一段沒有標題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會的語錄，他所說的話和所作的事。卷子裏麵常提到“會”；雖然那還是沒有人知道過，我一看就知道是神會，我走了一萬多裏路，從西伯利亞到歐洲，要找禪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過了幾天，又發現較短的卷子，毫無疑義的又是與神會有關的。後來我回到英國，住了較長的時期，又發現一個與神會有關的卷子。此外還有與那時候的禪宗有關係的許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帶回國來。四年之後，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題為《神會和尚遺集》。我又為神會和尚寫了一萬多字的傳記。這就是中國禪宗北伐的領袖神會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發現這些材料的時候，傅先生很高興。
我所以舉上麵這個例子，目的是在說明材料的重要。以後我還要講一點同類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們用敦煌石室的史料來重新撰寫了禪宗的曆史，可以說是考據禪宗最重要的一段。這也是世界所公認的。現在有法國的哲學家把我發現後印出來的書全部譯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與我編的校看一次。美國也有人專研究這一題目，並且也預備把這些材料譯成英文。因為這些材料至少在中國佛教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使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得一個新的認識。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從德國回到中國；回國不久，就往廣東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並辦了一個小規模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後來又應蔡孑民先生之邀，擔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不久，在《曆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一本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為我們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別注重材料的重要。這裏麵有幾點是在他死後他的朋友們所常常引用的。他講到中國三百多年的曆史學、語言學的考據，與古韻古音的考據，從顧亭林、閻百詩這兩個開山大師起，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在這三百多年當中，既然已經有人替我們開了一個新紀元，為什麼到現在還這樣倒黴呢？傅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三個最精辟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隻能間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隻能研究前人所創造的材料係統的就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或擴張他的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張他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他作研究時所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充他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這裏，工具也視為材料的一種。）
所以傅先生在他這篇文章中的結論，認為中國曆史學、語言學之所以能夠在當年有光榮的曆史，正是因為當時的顧亭林、閻百詩等大師能夠開拓的用材料。後來所以衰歇倒黴，也正是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黴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裏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條工作旨趣：
一、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的遺訓。要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的處理實在的問題。因為解決問題而更發生新問題；因為新問題的解決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來解決問題，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的問題，要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等在三百多年前的開拓精神。
二、始終就是擴張研究的材料，充分的擴張研究的材料。
三、擴充研究用的工具。
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國十七年——北伐還沒有完成，北伐軍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已經提出的意見。他在這篇文章裏麵還發表了一個很偉大的夢想。他說我們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所以他計劃要大規模的發掘新材料：
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從安陽到易州這一帶去發掘。
第二步，從洛陽一帶去發掘；最後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走到中亞西亞去。在傅先生那一篇並不很長的“工作旨趣”裏麵，在北伐軍革命事業還沒有完成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裏做這樣一個擴大材料的夢想。而在最近這二十年來，中央研究院在全國學術機關內，可以說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雖是中央研究院的一分子，卻並不是在這裏做廣告。我們的確可以說，他那時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國，亦是全世界的學術界所應當驚異的。
我在民國十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方法與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內，後來又收在《胡適文選》裏麵。我不必詳細的講它了。大意是說：材料可以幫助方法；材料的不夠，可以限製做學問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學問的結果與成績不同。在那篇文章裏麵，有一個比較表，拿西曆一六○○年到一六七五年，七十五年間的這一段曆史，與東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間的曆史相比較，指出中國和西方學者做學問的工作，因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績也有絕大的不同。那時正是傅先生所謂顧亭林、閻百詩時代；在中國那時候做學問也走上了一條新的路，走上了科學方法的路。方法也嚴密了；站在證據上求證明。像昨天所說的顧亭林要證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讀作“逼”，找了一百六十個證據。閻百詩為《書經》這部中國重要的經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證明《書經》中所謂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多偽古文裏麵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來曆。這種科學的求證據的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這種方法與西洋的科學方法，是同樣的了不得的。
但是在同一個時期，一六○○~一六七五年這一段時期，——西洋做學問的人是怎麼樣呢？在十六世紀初年，荷蘭有三個磨玻璃的工匠，他們玩弄磨好的鏡子，把兩片鏡片疊起來，無意中發明了望遠鏡。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學家伽利略（Galileo），便利用這一個原理，自出心裁的製造成一個當時歐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遠鏡。從這個望遠鏡中發現了天空中許多新的東西。同時在北方的天文學家，開普勒（Kepler）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運行軌道。他對於五大行星當中火星的軌道，老是計算不出來，但是收集了很多材料。後來開普勒就假設說，火星軌道不是平常的圓形的而是橢圓形的；不但有一個中心而且有兩個中心。這真是大膽的假設；後來證實這個假設是對的，成為著名的火星定律。當時開普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開了一個新的天文學的紀元。伽利略死了二三十年以後，荷蘭有一位磨鏡工匠叫做李文厚（Leeuwenhoek）。他用簡單的顯微鏡來看毛細管中血液的運行和筋腱的纖維。他看見了血球、精蟲，以及細菌（1675年），並且繪了下來。我們可以說，微菌學是萌芽於西曆一六七五年的。伽利略並且在物理學上開了新的紀元，規定了力學的幾個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