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曆1642），一位絕大的天才科學家——牛頓（Newton）——在英國出世。他把開普勒與伽利略等人的發現，總結起來，做一個更大膽的假設，可以說是世界上有曆史以來最大膽的二、三個假設中的一個，就是所謂萬有引力的定律。整個宇宙所有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圍繞著太陽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夠在空中，各循著一定的軌道運行，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有萬有引力的緣故。在這七十五年中，英國還有兩位科學家我們必須提到的。一位是發明血液循環的哈維（Harvey），他的劃時代的小書是一六二八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得的化學家波耳（Boyle），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懷疑的化學家》是一六六一年出版的。
西方學者的學問工作，由望遠鏡、顯微鏡的發明，產生了力學定律、化學定律，出了許多新的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理學家。新的宇宙出現了。但是我們中國在這個時代，在學者顧亭林、閻百詩的領導下做了些什麼呢？我們的材料是書本。顧亭林研究古韻，他的確是用新的方法，不過他所用的材料也還是書本。閻百詩研究古文《尚書》，也講一點道理，有時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書本。這三百多年來研究語言學、文字學所用的材料都是書本。可是西方同他們同時代的人，像開普勒、伽利略、牛頓、哈維、波耳，他們研究學問所用的材料就不僅是書本；他們用作研究材料是自然界的東西。從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們能看清楚了；所看不見的衛星，他們能看見了；所看不出來的纖維組織，他們能看出來了。結果，他們奠定了三百年來新的科學的基礎，給人類開辟了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而我們這三百多年來在學問上，雖然有了了不起的學者顧亭林、閻百詩做引導，雖然可以說也有“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但是因為材料的不同，弄來弄去離不開書本，結果隻有兩部《皇清經解》做我們三百年來治學的成績。這個成績跟三百年來西方科學的成績比起來，相差真不可以道裏計。而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說明傅先生的話：凡是能夠擴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擴充新的材料，隻能研究舊的，間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篇文章裏麵有一張表，可以使我們從這七十五年很短的時間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製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規定了研究的成績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後麵也有一個和傅先生相類似的意見，就是說：做紙上的考證學，也得要跳過紙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創造出有價值的成績。我那篇文章雖然沒有他那一種遠大的大規模的計劃，但是也可以做為他那篇曆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注腳。我們的結論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終沒有他那樣大規模的夢想：做學問的團體研究，集團研究（Corporate 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過這種夢想——找許多人來分工合作，大規模的發現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則，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國已經逐漸實現了。中國方麵，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創立了中國地質調查所，可以說是在北方的一個最重要學術研究團體，為團體研究，以收集新材料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土。在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國的語言學、曆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各方麵，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遠大的見識，搜羅了全國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專家學者，實地去調查、去發掘。例如，安陽的十五次發掘，及其他八省五十五處的發掘，和全國各地語言語音的調查：這些工作，都是為擴充新的材料。除了地質調查所以外，曆史語言研究所可以說是我們規模最大成績最好的學術研究團體。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文史的學問，到了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以後才走上了完全現代化完全科學化的大路，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夢想的團體研究的一個大成績。
不論團體研究也好，個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績，不外上麵所說的三個條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夠隨時隨地擴張材料；三、能夠擴充研究時所用的工具。這是從事研究學問而具有成績的人所通有的經驗。
我在開始講“治學方法”第一講的時候，因為在一廣場中，到的人數很多，沒有黑板，沒有粉筆，所以隻能講一些淺顯的小說考證材料。有些人認為我所舉的例太不重要了。不過今天我還要和諸位說一說，我用來考證小說的方法，我覺得還算是經過改善的，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我可以引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說考證，也替中國文學史家與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擴充了無數的新材料。隻拿找材料做標準來批評，我二十幾年來以科學的方法考證舊小說，也替中國文學史上擴充了無數的新證據。
我的第一個考證是《水滸傳》。大家都知道《水滸傳》是七十一回，從張天師開始到盧俊義做夢為止。但是我研究中國小說，覺得可以分為兩大類。像《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是第一類，是創造的小說。另一類是演變的小說；從小的故事慢慢經過很長時期演變擴大成為整部小說：像《水滸傳》《西遊記》《隋唐演義》《封神榜》等這一類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滸傳》，發現是從《宣和遺事》這一本很小的小說經過很長的時期演變而來。在演變當中，《水滸傳》不但有七十一回的，還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聖歎的時候，他以文學的眼光，認為這是太長了；他是一個劊子手，又有文學的天才，就拿起刀來把後麵的割掉了，還造出了一個說法，說他得到了一個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並且說《水滸傳》是一部了不得的書，天下的文章沒有比《水滸》更好的。這是文學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學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滸》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假的序，因此，金聖歎的《水滸》，打倒一切的《水滸》。我這個說法，那時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後來我將我的見解，寫成文章發表。發表以後，在日本方麵做學問的朋友告訴我說：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後來我在無意中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為我的研究《水滸傳》，總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會上注意到了，於是材料都出來了。這就是一種新材料的發現，也就是二十多年來因我的提倡考證而發現的新材料。
關於《紅樓夢》，也有同樣情形。因為我提倡用新的觀點考證《紅樓夢》，結果我發現了兩種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為這個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說《紅樓夢》最初隻有八十回，後麵的四十回是一個叫做高鶚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是從賣糖的擔子中發現了古本。我因為對於這個解釋不能滿意，總想找新的材料證明是非，結果我發現了兩部沒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現在印行出來的八十回本。
因為考證《紅樓夢》的關係，許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現了。此外，還有許多關於曹雪芹一家的傳記材料。最後又發現脂硯齋的評本《紅樓夢》，雖然不完全，但的確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現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後來故宮博物院開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個抽屜裏發現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大批秘密奏折。這個奏折說明當時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親、叔父三代四個人繼續不斷在南京做江寧織造五十年，並且兼兩淮鹽運使。這是當時最肥的缺。為什麼皇帝把這個全國最肥的缺給他呢？因為他是皇帝的間諜，是政治特務；他替皇帝偵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監視他們回家以後做些什麼事，並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隨時報告皇帝。一個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晉京朝聖，起程的頭一天，江蘇下雪或下雨，他把這個天氣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傳達給皇帝。等到那個總督或巡撫到京朝見時，皇帝就問他“你起程的頭一天江蘇是下雪嗎？”這個總督或巡撫聽到皇帝的這個問話，當然知道皇帝對於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謹慎做事了。
我所以舉《紅樓夢》的研究為例；是說明如果沒有這些新的材料，我們的考證就沒有成績。我研究這部書，因為所用的方法比較謹嚴，比較肯去上天下地動手動腳找材料，所以找到一個最早的“脂硯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個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無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幾代的傳記材料。因為有這些新材料，所以我們的研究才能有點成績。但是亦因為研究，我們得以擴張材料：這一點是我們可以安慰自己的。
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國的第一部小說。這本書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吳敬梓做的。當我在研究時，還不知道作者吳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為了考證他的人，要搜求關於他的材料。不到幾個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吳敬梓詩文集全集，後麵還附有他兒子的詩。這厚厚的一本書，在書店中別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塊半錢就買到了。這當是一個海內孤本（我恐怕它失傳，所以重印了幾千冊）。就拿這種考證來講，方法與材料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材料，就沒有法子研究；而因為考證時能夠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許多新材料。
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說明擴張材料。我那年在英國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時候，該院一位管理人告訴我說：有一位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剛剛照了許多卷子的影片帶回去。後來矢吹慶輝做了一本書叫《三階教》。這是隋唐之間佛教的一個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是日本從唐朝得來的材料。
我搜求神會和尚的材料，在巴黎發現敦煌所藏的兩個卷子。我把它印出來以後，不到三年，日本有位石井實先生，買到了一個不很長的敦煌的卷子，也是與神會和尚有關的材料。這個卷子和我所發現的材料比較起來，他的前麵一段比我發現的少，後麵一段比我發現的多。這個卷子，他也印出來了。另外一位日本學者鈴木，也有一卷關於神會的卷子；這和我所發現的是一個東西，但是抄寫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補充。因為考證佛教史中禪宗這個小小的問題，增添了上麵所說的許多材料。
日本的矢吹先生在倫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許多影片帶回日本以後，日本學者在這些照片裏麵發現了一件寶貝，就是上麵講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認識字的和尚，禪宗第六祖慧能的語錄——《壇經》。這是從來沒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寶貴的本子。這本《壇經》隻有一萬一千言；在現在世界上流行的本子有二萬二千言。這本《壇經》的出現，證明現在流行的《壇經》有百分之五十是後來的一千多年中和尚們你增一條，我添一章的加進去的，是假的。這也是佛教史上一個重要的發現。總之，因為我考證中國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紀時變成中國正統的禪宗的曆史，我就發現了許多新的材料。
最後我感謝台灣大學給我這個機會——講學。我很慚愧，因為沒有充分準備。我最後一句話，還是我開頭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求證當中，自己應當自覺的批評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滿意，再找新證據。這樣，才能有新的材料發現；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績、有結果、有進步。所以我還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長傅先生的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1952年12月6日）
（這是1952年12月1、5、6日，胡適在台灣大學的講演。原載1952年12月2、6、7日台北《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