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我說的英國大科學家洛奇先生，在實驗室是嚴格的，出了實驗室就不嚴格了。大科學家尚且如此!所以我們要注意，時時刻刻保持這種良好的習慣。
科學方法是怎麼得來的呢？一個人有好的天資、好的家庭、好的學校、好的先生，在極好的環境當中，就可以養成了某種好的治學的習慣，也可以說是養成了好的做人的習慣。
比方明朝萬曆年間福建陳第先生，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古音，證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讀“逼”。他從古書裏麵，舉出二十個證據來證明。過了幾十年，江蘇昆山的一個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據家，顧亭林先生，也作同樣的考證；他舉出一六二個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那個時候，並沒有歸納法、演繹法，但是他們從小養成了某種做學問的好習慣。所以，我們要養成方法的自覺，最好是如臨師保，如臨父母，假設對方有律師在打擊我，否認我所提出的一切證據。這樣就能養成良好的習慣。
宋人筆記中記一個少年的進士問同鄉老前輩：“做官有什麼秘訣？”那個老前輩是個參政（副宰相），約略等於現在行政院的副院長，回答道：“做官要勤、謹、和、緩。”後人稱為“做官四字訣”。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這個故事；當時沒有注意。從前我們講治學方法，講歸納法、演繹法；後來年紀老一點了，才曉得做學問有成績沒有，並不在於讀了“邏輯學”沒有，而在於有沒有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這四個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訣，也是良好的治學習慣。現在我把這四個字分別說明，作為今天講演的結論。
第一，勤。勤是不躲懶、不偷懶。我上次在台大講演，提到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兩句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那就是勤。顧亭林先生的證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個證據，也是勤。我花了幾年的工夫來考據《醒世姻緣》的作者；又為“審判”《水經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工夫：這都是不敢躲懶的意思。
第二，謹。謹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爛汙。謹也可以說是恭敬的“敬”。孔夫子說“執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鄭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點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筆都不放過，就是謹。謹，就是“小心求證”的“小心”兩個字。
剛才我引了赫胥黎的兩句話：“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口裏說出和心裏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判斷某人做賊，某人賣國，要以神聖的態度作出來；嘴裏說句話，心裏覺得“相信是真的”。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的態度的。所以，謹就是把事情看得嚴重、神聖；就是謹慎。
第三，和。和是虛心、不武斷、不固執成見、不動火氣。做考據，尤其是用證據來判斷古今事實的真偽、有無、是非，不能動火氣。不但不正當的火氣不能動，就是正義的火氣也動不得。做學問要和平、虛心，動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說：“科學好像教訓我們：你最好站在事實的麵前，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要謙虛的跟著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什麼危險的境地去。”這就是和。
第四，緩。宋人筆記：“當那位參政提出‘緩’字的時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議說緩要不得；不能緩。”緩，是很要緊的。就是叫你不著急，不要輕易發表，不要輕易下結論；就是說“涼涼去吧!擱一擱、歇一歇吧!”凡是證據不充分或不滿意的時候，姑且懸而不斷；懸一年兩年都可以。懸並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證據的時候，再來審判這個案子。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許多問題，在證據不充分的時候，絕對不可以下判斷。達爾文有了生物進化的假設以後，搜集證據，反複實驗，花了二十年的工夫，還以為自己的結論沒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發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討論到生物的演化是從微細的變異積聚起來的，但是總不肯正式發表。後來到了一八五八年，另外一位科學家華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寫了一篇文章寄給達爾文；要達爾文代為提出。達爾文不願自己搶先發表而減低華立氏發現的功績，遂把全盤事情交兩位朋友處理。後來這兩位朋友決定，把華立氏的文章以及達爾文在一八五七年寫給朋友的信和在一八四四年所作理論的撮要同時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發表。達爾文這樣的謙讓，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給了我們一個“緩”的例子。他的生物進化論，因為自己覺得證據還沒有十分充足，從開始想到以後，經過二十年還不肯發表：這就是緩。我以為緩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緩，也就不肯謹，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講的都是平淡無奇的話。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學問要能夠養成“勤、謹、和、緩”的好習慣；有了好習慣，當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結果。
（1952年12月5日）
第三講方法與材料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國有一位哲學家叫做培根（Francis Bacon）。他可以說是鼓吹方法論革命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譬喻；他將做學問的人運用材料比做三種動物。第一種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從外麵找來，而是從肚裏麵吐出來的。他用他自己無窮無盡的絲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網。這種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學問的人。第二種人好比螞蟻。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得了材料不會用，而堆積起來；好比螞蟻遇到什麼東西就背回洞裏藏起來過冬，但是他不能夠自己用這種材料做一番製造的工夫。這種做學問的人叫做螞蟻式的學問家。第三種人可寶貴了。他們好比蜜峰。蜜蜂飛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華；采了回來，自己又加上一番製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說，這是做學問人的最好的模範——蜜蜂式的學問家。我覺得這個意思，很可以作為我今天講“方法與材料”的說明。
在民國十七年（西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長傅斯年先生同我兩個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時發表了兩篇文章。他那時候並沒有看見我的文章，我也沒有看見他的文章。事後大家看見了，都很感覺興趣，因為都是同樣的注重在方法與材料的關係。傅先生那篇文章題目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題目是《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都是特別提倡擴大研究的材料的範圍，尋求書本以外的新材料的。
民國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歐洲，是為了去參加英國對庚子賠款問題的一個會議。不過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副作用（我自己認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倫敦、巴黎兩處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兩位先生在中國甘肅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諸位想都聽見過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來新材料發現的一個大的來源。
在敦煌有一個地方叫千佛洞，是許多山洞。在這些山洞裏麵造成了許多廟，可以說是中古時期的廟。其中有一個廟裏麵有一個藏書樓——書庫，原來是藏佛經的書庫，就是後來報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這個書庫裏麵藏有許多卷子——從前沒有現在這樣的書冊，所有的書都是卷子。每一軸卷子都是把許多張紙用一種很妙的粘法連起來的。很妙的粘法!經過一千多年都不脫節，不腐蝕。這裏麵大概有一萬多卷中國中古時代所寫的卷子。有許多卷子曾由當時抄寫的人寫下了年月。照所記的年代看起來，早晚相去約為六百年的長時期。我們可以說石室裏麵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紀初到十一世紀時的寶貝。這裏麵除了中國文字的經以外，還有一些少數的外國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帶，從前叫做沙洲，地方幹燥，所以紙寫的材料在書庫裏麵經過了一千多年沒損壞。但是怎樣能保存這麼久沒有被人偷去搶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紀的時候，敦煌有一個變亂，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書庫外麵的門封起來，並且在上麵畫了一層壁畫，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畫裏麵是門，門裏麵有書庫，書庫裏麵有一萬多卷的寶貝。變亂經過很長的時期。平靜了以後，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書庫這件事也忘了。這樣便經過一個從十一世紀到十九世紀末年的長時期。到清末光緒庚子年，那時候中國的佛教已經衰敗，敦煌千佛洞裏麵和尚沒有了，住上了一個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廟宇，到處打掃打掃；掃到石室前麵，看到壁畫後麵好像有一個門；他就把門敲開，發現裏麵是一大堆佛經。這一個王老道是沒有知識的，發現了這一大堆佛經後，就告訴人說那是可以治病的。頭痛的病人向他求醫，他就把佛經撕下一些來燒了灰，給病人吞下，說是可以治頭痛。王老道因此倒發了一筆小財。到了西曆一九○七年，英國探險家史坦因在印度組織了一個中亞細亞探險隊，路過甘肅，聽到了古經治病的傳說，他就跑到千佛洞與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隻花了七十兩銀子，向王老道裝了一大車的寶貝材料回到英國去。這一部分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內存著。史坦因不懂得中國文字，所以他沒有挑選，隻裝了一大車走了。到了第二年——西曆一九○八年——法國漢學家，一個了不得的東方學家，伯希和，他聽說這回事，就到了中國，跑到王老道那裏，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沒有記載說他花了多少錢，不過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夠看得懂佛經上的中外文字，於是就讓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盤很精，他要挑選；王老道就讓他挑。所以他搬去的東西雖然少一點，但是還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以及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許多不認識的梵文的經典，後來就從這些東西裏麵發現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亞細亞的文字。這一部分東西，現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從甘肅路過北京時，把在敦煌所得材料，向中國學者請教。中國的學者知道這件事，就報告政府。那時候的學部——教育部的前身——，並沒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運往法國了。隻是打電報給甘肅，叫他們把所有石室裏剩餘的經卷都運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長達幾丈，有的又很短。到這時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經是寶貝了。於是在路上以及起裝之前，或起裝當中，大家偷的偷，夾帶的夾帶。有時候點過了多少件，就有人將長的剪開湊數。於是這些寶貝又短了不少。運到北京後，先藏在京師圖書館。後來改藏在北平圖書館。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間的。有的藏在中國學者手裏，有的在中國的各處圖書館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這是第四部分。在一萬多卷古經卷裏麵，隻有一本是刻本的書，是一本《金剛經》，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運到英國去了。那上麵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間（西曆868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確定的刻本書。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倫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國與日本民間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
那時候（民國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禪宗的時候，想寫一部禪宗史。動手寫不到一些時候，就感覺到這部書寫不下去，就是因為材料的問題。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在中國所能夠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紀以後的，都是經過宋人篡改過的。在十一世紀以前，十世紀末葉的《宋高僧傳》裏麵，偶然有幾句話提到那個時代唐朝禪宗開始的幾個大師的曆史，後來的曆史有不同的地方。這個材料所記載的禪宗曆史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會。照我那時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特別重要。
禪宗的曆史是怎麼樣起來的呢？唐朝初年，在廣東的韶州（現在的韶關），有一個不識字的和尚名叫慧能。這個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種新的佛教教義，但是因為這個和尚不大認識字，他也沒有到外邊去傳教，就死在韶州，所以還是一個地方性的新的佛教運動。但是慧能有一個徒弟，就是上麵所講的那個神會和尚。神會在他死後，就從廣東出發北伐——新佛教運動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雲寺的大庭廣眾中，指責當時在長安京城裏麵受帝王崇拜的幾個大師都是假的。他說：“他們代表一種假的宗派。隻有我那個老師，在廣東韶州的不認字的老師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密傳的。”慧能是一個獦獠——南方的一個民族。他說：“從前印度的達摩到中國來，他開了一個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為法信。這件袈裟自第一祖達摩傳給第二祖，第二祖傳給第三祖，第三祖傳給第四祖，第四祖傳給第五祖，都以袈裟為證。到了第五祖，宗派展開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師，那個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廚房裏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覺得他懂得教義了，所以在半夜裏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傳給他，同時把傳法的袈裟給他作為記號。後來他就偷偷出去到南方傳布教義。所以我的老師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領袖第六祖。他已經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現在的所謂‘兩京法祖三帝國師’，（兩京就是東京洛陽，西京長安；三帝就是武則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們沒有得到袈裟，沒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會這種講演，很富有神秘性；聽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後來有他有勢力的朋友把他弄到東京洛陽。他還是指當時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為他說話時，年紀也大了，口才又好，去聽的人比今天還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氣了，又因為神會說的故事的確動人，也感覺到可怕，於是就說這個和尚妖言惑眾，謀為不軌，奏準皇帝，把神會流放充軍。從東京洛陽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當中，換了三處地方，過著被貶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時候，安祿山造反，把兩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這時候由皇帝的一個太子在陝西、甘肅的邊界靈武，組織一個臨時政府，指揮軍隊，準備平定亂事。那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籌款解決財政問題。有這麼多的軍隊，而兩京又都失陷，到哪裏去籌款呢？於是那時候的財政部長就想出一個方法，發鈔票——這個鈔票，不是現在我們用的這種鈔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須取得的度牒。——《水滸傳》中，魯智深殺了人，逃到趙員外家裏；趙員外就為他買了度牒，讓他做和尚。也就是這種度牒。——但是這個度牒，一定要有人宣傳，才可以傾銷。必須舉行一個會，由很能感動人的和尚去說法，感動了許多有錢的人，這種新公債才有銷路。就在那時候，被放逐三年的神會和尚跑了回來；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們都已跑走，投降了，靠攏了。神會和尚以八十歲的高齡回來，說：“我來為國報效，替政府推銷新的度牒。”據我那時候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講道的時候，有錢的人紛紛出錢，許多女人們甚至把耳環戒指都拿下來丟給他；沒有錢的就願意做和尚、做尼姑。於是這個推銷政府新證券的辦法大為成功。對於郭子儀、李光弼收複兩京的軍事，神會和尚籌款的力量是一個大幫助。當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現在變成了擁護政府幫忙立功的大和尚。禍亂平定以後，皇帝就把他請到宮裏去，叫工部趕快給神會和尚建造禪寺。神會死時，已九十多歲；替政府宣傳時，已將近九十歲了。神會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總司令，而且做了政府裏麵的公債推銷委員會的主席。他功成身死以後，當時的皇帝就承認他為禪宗第七祖。當然他的老師那個南方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時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