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在今日正應該教育一般提倡讀經的人們，教他們明白這一點。這種見解可以說是最新的經學，最新的治經方法。始創新經學的大師是王國維先生，雖然高郵王氏父子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走上這條新經學的路了。王國維先生說：
《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暗，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嚐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觀堂集林》卷一，《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這是新經學開宗明義的宣言，說話的人是近代一個學問最博而方法最縝密的大師，所以說的話最有分寸，最有斤兩。科學的起點在於求知，而求知的動機必須出於誠懇的承認自己知識的缺乏。古經學所以不曾走上科學的路，完全由於漢魏以來諸大師都不肯承認古經的難懂，都要“強為之說”。南宋以後，人人認朱子、蔡沈的《集注》為集古今大成的定論，所以經學更荒蕪了。顧炎武以下，少數學者走上了聲音文字訓詁的道路，稍稍能補救宋明經學的臆解的空疏。然而他們也還不肯公然承認他們隻能懂得古經的一部分，他們往往不肯拋棄注釋全經的野心。淺識的人，在一個過度迷信清代樸學的空氣裏，也就紛紛道聽途說，以為經過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經應該可以沒有疑問了。誰料到了這三百年的末了，王國維先生忽然公開揭穿了這張黑幕，老實的承認，《詩經》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書》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國維尚且如此說，我們不可以請今日妄談讀經的諸公細細想想嗎？
何以古經這樣難懂呢？王國維先生說：
其難解之故有三：訛闕，一也。（此以《尚書》為甚）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
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讚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未有不齟齬者。（同上書）
王國維說的三點，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訓詁，第三還是訓詁。其實古經的難懂，不僅是單字，不僅是成語，還有更重要的文法問題。前人說經，都不注意古文語法，單就字麵作詁訓，所以處處“強為之說”，而不能滿人意。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經傳釋詞》，用比較歸納的方法，指出許多前人誤認的字是“詞”（虛字），這是一大進步。但他們沒有文法學的術語可用，隻能用“詞”、“語詞”、“助詞”、“語已詞”一類籠統的名詞，所以他們的最大努力還不能使讀者明了那些做古文字的脈絡條理的“詞”在文法上的意義和作用。況且他們用的比較的材料絕大部分還是古書的文字，他們用的銅器文字是絕少的。這些缺陷，現代的學者剛剛開始彌補：文法學的知識，從《馬氏文通》以來，因為有了別國文法作參考，當然大進步了；銅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幾十年中，已有了長足的進展；甲骨文字的認識又使古經的研究添出了不少的比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說是新經學的開始時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對了，方法好像更精細了，隻是工作剛開始，成績還說不上。離那了解古經的時期，還很遠哩!
正因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進步了，我們今日對於古經的了解力的估計，也許比王國維先生的估計還要更小心一點，更謙卑一點。王先生說他對《詩經》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對《尚書》有十之五。我們在今日，嚴格的估計，恐怕還不能有他那樣的樂觀。《尚書》在今日，我們恐怕還不敢說懂得了十之五。《詩經》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十之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前人更笨，隻是因為我們今日的標準更嚴格了。試舉幾個例來做說明。（1）《大誥》開篇就說：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微子之命》開篇也說：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多方》開篇也說：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這個“猷”字，古訓作“道”，清代學者也無異說。但我們在今日就不能這樣輕輕的放過他了。（2）又如“弗”、“不”兩個字，古人多不曾注意到他們的異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聲樹先生卻尋出了很多的證據，寫了兩萬多字的長文，證明這兩個否定詞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區別，“弗”字是“不之”兩字的連合省文，在漢以前這兩字是從不亂用的。（3）又如《詩》、《書》裏常用的“誕”字，古訓作“大”，固是荒謬；世俗用作“誕生”解，固是更荒謬；然而王引之《經傳釋詞》裏解作“發語詞”，也還不能叫人明白這個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學的吳世昌先生釋“誕”為“當”，然後我們懂得“誕彌厥月”就是當懷胎足月之時；“誕寅之隘巷”、“誕寅之平林”就是當把他放在隘巷平林之時。這樣說去，才可以算是認得這個字了。（4）又如《詩經》裏常見的“於以”二字：
於以采蘋，南澗之濱。
於以采藻，於彼行潦。
於以采蘩，於沼於沚。
於以用之，公侯之事。
於以求之，於林之下。
“於以”二字，誰不認得？然而清華大學的楊樹達先生指出這個“以”字應解作“何”字，就是“今王其如台”的“台”字。這樣一來，我們隻消在上半句加個疑問符號（？），如下例：
於以求之？於林之下。
於以采蘩？於沼於沚。
這樣說經，才可算是“渙然冰釋，怡然順理”了。
我舉的例子，都是新經學提出的小小問題，都是前人說經時所忽略的，所認為不須詁釋的。至於近二三十年中新經學提出的大問題和他們的新解決，那都不是這篇短文裏說得明白的，我們姑且不談。
總而言之，古代的經典今日正在開始受科學的整理的時期，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真是最確當的估計。《詩》，《書》，《易》，《儀禮》，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傳》也都有從頭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論語》、《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須經過新經學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學校廢止了讀經的工課，使得經書的講授完全脫離了村學究的胡說，漸漸歸到專門學者的手裏，這是使經學走上科學的路的最重要的條件。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績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
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二十四，四，八
（原載1935年4月14日《獨立評論》第146號）
談字典的功用
我常對我的翻譯班學生說：“你們寧可少進一年學堂，千萬省下幾個錢來買一部好字典。那是你們的真先生，終身可以跟你們跑。”
我又常對朋友說：“讀書不但要眼到、口到、心到，最要緊的是手到。手到的工夫很多，第一要緊的是動手翻字典。”
我怕我的朋友和學生不記得我這句話，所以有一天我編了一隻《勸善歌》：
少花幾個錢，
多賣兩畝田，
千萬買部好字典!
它跟你到天邊；
隻要你常常請教它，
包管你可以少丟幾次臉!
今天我偶然翻開上海《時事新報》附刊的“文學”第一百六十九期，內有王統照先生翻譯的郎弗樓（Longfellow）的《克司台凱萊的盲女》一篇長詩。我沒有細看全文，順手翻過來，篇末有兩條小注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條注說：
此句原文為This old te Deum，按提單姆為蘇格蘭的一地方名。
這真是荒謬了。Te Deum是一隻最普通、最著名的《頌聖歌》，Te是你，Deum是上帝。原文第一句為Te Deuml audamus（上帝啊，我們頌讚你），因此得篇名。這是天主教一切節日及禮拜日必用的歌，所以什麼小字典裏都有此字。我們正不須翻大字典，即翻商務印書館的《英華合解辭典》（頁12~33），便有此字。這又不是什麼僻字，王統照先生為什麼不肯高抬貴手，翻一翻這種袖珍字典呢？為什麼他卻捏造一個“蘇格蘭的一地方名”的謬解呢？
第二條注說：
此處原De Profundis係拉丁文，表悲哀及煩鬱之意。
這又是荒謬了。這兩個拉丁字，也是一篇詩歌之名，即是《舊約》裏《詩篇》的第一百三十首，拉丁譯文首二字為De Profundis，譯言“從深處”，今官話譯本譯為“我從深處向你求告”。此亦非僻典，詩人常用此題；袖珍的《英華合解辭彙》（頁24~70）也有解釋。王統照先生何以看輕字典而過信他自己的“腹笥”呢？
我因此二注，便忍不住去翻翻他的譯文。譯文是完全不可讀的。開始第四行便大錯；一直到底，錯誤不通之處，指不勝指。我試舉一個例：
當我傾聽著歌聲，
我想我回來的是早些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