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醞釀階段的思考也是研究者在有意識的狀態下進行思索。一般說來，如果遇到的是常規的專業問題，憑借原有的知識儲備，按照本專業常規的思維模式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就可以較輕鬆地處理問題，但如果遇到的是非常規難題，雖然有的問題在解決過程中仿佛是瞬間一蹴而就，然而其“心有靈犀一點通”之前的醞釀階段可能會變成一個漫長的過程，相對論的難題就在愛因斯坦的腦海中縈繞了17年，四元數的解法問題糾纏了哈密頓整整15年，即使是看似簡單的一個夢就能解決的苯的結構的事例，其實凱庫勒對此已經進行了長達13年的苦思冥想。這種連續的艱苦的思索對問題解決的豁然開朗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因為持續緊張的思考活動會在大腦皮層上形成連續的優勢興奮中心，就在這個連續的優勢中心區域中，與解決問題有關的知識、經驗以及潛在的信息都被搜尋出來，並且異常活躍地進行分析和綜合，試圖向研究問題接近，盡管所有的努力並不一定保證能夠成功或者瞬間成功，但即使是那些失敗，對於問題的最後解決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有益的，正如當時主管通用汽車公司實驗室的凱特林就曾對一位做過1000次失敗實驗的研究者說，盡管1000次失敗，但實驗本身的成績是巨大的，因為我們已經發現有1000種方法是行不通的。
縱然看似是在不經意的情形下躍然而生的直覺靈感，其實也與有意識的理性思維密切相關。心理學研究結果發現，人們對解決難題的迫切心情使得大腦神經處於高度緊張狀態，而自覺的循軌思維造就了連續的優勢興奮中心區。當人們經過一個較長的緊張、興奮的思考過程卻沒有答案後，必然會調整心理，或者有意識地轉移注意力去做一些放鬆的事情，或者無可奈何地倒頭睡覺，恰巧這個時刻，那個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優勢興奮區一旦被抑製，就會按照巴甫洛夫所揭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誘導規律自發地引起這個中心區外圍皮層細胞的興奮，這時循軌思維之外的各種潛在的觀念和相關知識就可能被激活，由此引發求異思維，而這種求異思維的方式又可能與那個並不在常規思維之內的難題答案相吻合，於是就引導思維者走上了問題解決的正確之道，那些苦思冥想不解的難題瞬間得以迎刃而解。例如，被稱作“全能數學家”的法國數學家彭加勒（Henri-oincare，1854—1912）曾這樣描述他的感受：
還有一個關於這個無意識活動的條件的意見，隻有在這一無意識活動以前，以及隨它而來的是有意識的工作，這一活動才有可能取得成效。……這些出其不意的靈感隻是經過了一些日子仿佛純粹是無效的有意識的努力之後才產生的。在做出這些努力的時候，你往往以為沒有做出任何有益的事情，似乎覺得選擇了完全錯誤的道路。其實正相反，這些努力並不像原來認為的那樣是無益的，它們推動了無意識的機器。沒有它們，機器不會開動，也不會產生出任何東西來。
可見，富有創造性的直覺思維表麵上是以無意識的形式出現，但卻是以意識活動為條件的，在這裏，理性規範著思維沿著有利於問題解決的方向進行，並且，直覺思維所產生的非自覺狀態的發動機製是以自覺的有意識的理性思維活動所形成的誘發勢態為潛在準備條件的。
如果說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直覺思維蘊涵理性因素比較容易理解，那麼，在以形象思維為主導的藝術創作過程中，同樣也包含豐富的理性因素。作為直覺思維產物的靈感看似是無意間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而獲得，這種“不思而得”其實卻是刻意追求的結果，也是理性指導和規範下的行為，唐代皎然對此有深刻的認識：“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往，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往而得乎？”這就是說，在有意追尋、苦苦思索下才會有胸中充實，這是實現質變不可缺少的量的積累。對此，李贄也有同感，他說：“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狀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言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這段話說出了作家的直覺靈感的迸發與長期“苦思冥想”之間的必然聯係。“苦思冥想”過程中，作家已有的生活素材和思想情感在尋求一個較完美的形象並借助此形象予以展現，但又難以發現這個突破口，因此而苦惱。當作家的思維處於放鬆狀態時得益於某一閃光的思想或恰當形象的無意撞入，創作的直覺靈感終於在看似無意、實質為刻意的追求中猝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