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發展是合力的結果。在胡適那個時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影響和改變社會的武器，除了學校的講台以外，就是創辦報紙和雜誌了。同人刊物凝聚了知識分子，起到了“準”政黨的作用，同人的聚會也具有一定的政黨集會的性質。同人知識分子的積極活動，促進了同人刊物的發展。當社會沒有了辦報自由，也就很難找到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了。當知識分子沒有了刊物，也就很難凝聚了。北洋軍閥迫於種種原因容忍了《努力周報》，於是一種非官方的聲音就有了傳播的機會，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大合唱的旋律聽起來就顯得更宏偉些，盡管合唱的演員們的立場不盡相同。顧頡剛也就在古史研究領域中取得了豐碩成果，啟發了一代代人去理性地看待文化傳統。國民黨時代容忍了《獨立評論》，於是讀經鬧劇就令人感到演得蹩腳，“黨化”教育就不那麼理直氣壯，蔣介石拖延憲政的把戲就總是露出破綻，很多勞民傷財、支撐門麵的“建設”就暗淡無光。胡適能當上書生大使去美國奔走抗戰外交，顯然也與他係列抗戰時評打動了蔣介石分不開。而等到國民黨不能容忍《觀察》、《大公報》了，儲安平、王芸生等人也就半推半就地輾轉到了北平，加入到反蔣的行列中。
中國傳統文學藝術中缺少悲劇的向往，往往更推崇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用這個標準衡量胡適，人們會越發感到胡適挺可憐的：他被稱為“白話文之父”、“中國的文藝複興之父”等，他又自稱是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但一直到他1962年逝世，他也沒看到他所播下的龍種到底結出了什麼。顧頡剛1949年初的兩段日記反映了他這位胡適的追隨者對胡適命運的感慨。1948年12月15日胡適坐著蔣介石派來的專機從北平飛往南京，1949年1月中旬去上海，1月17日晚在滬與顧頡剛等聚餐，當天顧頡剛的日記：
適之先生南來，一舉一動皆為報紙材料，日報記之，雜誌詈之。予勸先生，勿至南京，免入是非之窩。然孟真挾之以自重，恐終須去。當國民黨盛時，未嚐與共安樂，今當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名隳矣。
1月27日日記：
中共發表第二次戰犯名單，胡適之先生在焉。平日為國民黨排擊，今日乃殉國民黨之葬，太不值得。推原其故，蓋先生辦《努力周刊》、《現代評論》、《獨立評論》，一班朋友藉此多做了官，乃將之拖下水去，而先生則受人之捧，為人所利用也。捧之害人如此。顧頡剛的慨歎中充滿了惆悵，也包含著對他所敬仰的師友的同情和惋惜。
顧頡剛與胡適均已作古，即便睿智如他們，當年也預見不到曆史的指針指向世紀之交的時候，胡適的名字會無數次被人提起，他的著作會以各種版本和形式被人研究和評判。喜劇耶，悲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