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論政的目的也不是要徹底改變已有製度。因為製度的基本框架在民國建立之始就基本搭建好了。在胡適看來，製度大致是不錯的，可惜好製度流於形式，所以要通過論政使政府變得好一些，通過思想革命讓民眾變得聰明一點兒。胡適也明白，好製度不能執行的原因有多方麵，一是製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清朝統治者專製統治多年，直到垮台國內也沒有出現成熟而負責任的反對黨，所以一時舊權威倒台，社會上便沒有了能行使權威的繼承者。二是政府組成不好，好人進不去，即便進去了，其結果是或變成壞人，或好人的作用不得發揮，有勁使不上，如同湯爾和當了幾天教育部次長後所感慨的：“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也就是說官場自有一套遊戲規則，不像局外善良人想象得那樣簡單。胡適的論政就是要完善政治製度的框架；不斷批評政府，令其在輿論麵前有所忌憚；喚醒民眾，使其懂得現代公民的道理，起來監督政府，討回屬於自己的權利；強調發展教育，特別是教育要獨立，培養獨立人格的人，而不是順民；全方位地傳播人類先進的精神財富，包括科學精神和科學的思維方式；批評傳統文化對人性的扼殺。以上各點，恐怕很難事先確定先後順序。胡適的經曆也說明，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不能單打一地論政或啟蒙，啟蒙也不能自以為是地事先劃定重點和非重點。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專製傳統的國度中，啟蒙任重道遠，近代史上的每個時期都應該紮紮實實地推進，內容的安排既應該考慮形勢發展的需要，也應該放眼長遠，進行腳踏實地的基礎性安排。
學術界多年來差不多有了一個多數人認可的結論，即近代曆史上之所以專製陰魂不散，之所以民國徒有軀殼，是因為外敵入侵頻仍，民族危亡之劍時刻高懸，所以知識分子把有限的精力安排到了救亡的呼號上，沒有更多的時間進行係統的、基礎性的民主、科學的啟蒙工作，於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事實上，我們縱觀近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報刊活動，完全可以說，上述結論盡管在邏輯上能說得通，但有違於曆史實際。《努力周報》的創辦以改變醜惡、腐敗的政局為目的，在前期長達十個月的時間裏，周報的基本內容不是救亡，而是著眼於內政的改善，並兼及啟蒙，啟蒙的代表性文章就是顧頡剛的古史討論和胡適對梁漱溟文化觀的批評。在蔡元培辭職後的幾個月內，周報發起了以人生觀討論為代表的啟蒙高潮。綜觀一年半的周報曆程，並沒有專門的以“救亡”為中心的話題。1928年《新月》的出世，就是以啟蒙為宗旨的，“人權運動”所針對的目標，即專製極權，也是啟蒙所要改變的對象。
1932年《獨立評論》的發行，直接的原因是九一八事變，根本的原因還在於麵對著民族危亡，國民黨當局依然進行著腐敗、專製的統治。《獨立評論》的基本內容是對國民黨政策和社會現實的批判以及揭露日本侵華陰謀，所涉及的國民黨政策中包含著妥協的外交，但外交僅是眾多政策中的一個方麵，《獨立評論》對國民黨拖延憲政進行了不留情麵的批評，對憲政理論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也抨擊了國民黨經濟、文化和教育政策。所以我們有理由說，所謂“救亡壓倒了啟蒙”，起碼對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報刊來說，對於胡適等人的幾個刊物來說，是不確切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放棄啟蒙，即便論政，其話題也往往沒有脫離啟蒙的範圍，如《努力周報》“憲政的政府”，《新月》“人權運動”，《獨立評論》憲政的呼籲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然極度重視救亡，但在他們看來，除了敵寇全麵入侵，別無選擇地浴血奮戰，就像抗戰全麵爆發胡適等人毅然撤離北平，而更多的時候救亡靠的是整修內政，靠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近現代國民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