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對政治的“不談”到提前“談政治”，對胡適個人來說是有代價的。據何炳棣回憶，1947年夏季馮友蘭到美國紐約，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一家旅館，何炳棣去看他時，提到有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做了一篇題為《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的碩士論文，“馮先生聽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極純極濃的河南腔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很好，因為過了1927，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何炳棣認為，這是馮友蘭譏諷胡適的不實之詞，“文人相譏，自古已然，相形之下，馮之譏胡要比胡之譏馮溫和多了。”馮友蘭為什麼會說出這種話呢？大概這和馮友蘭1926年之後的哲學經曆有關。據馮本人記述，1927年之後他開始受邀在燕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內容“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有顯著的不同”。
1928年，馮從燕京大學轉到清華大學，繼續擔任中國哲學史的講授。1929年，他完成了《中國哲學史》上冊的書稿，並在1931年出版，到了1934年該書的上下兩冊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很明顯，馮友蘭同何炳棣所談關於胡適的話裏包含著抬高自己哲學史貢獻的意思。其實，馮友蘭的書確如金嶽霖、陳寅恪所評價的那樣，也是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重要著作，自然會分走胡適的一部分光環，但馮友蘭自己也承認“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況且，何炳棣言及的那篇碩士論文，講的是胡適的文化影響，而不僅局限於“哲學史”領域。但馮友蘭起碼點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隨著專製政治的強化，論政任務艱巨地擺在麵前，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畢竟分身乏術，要對社會負責，對得起良知，還要對自己所信仰的實驗主義負責，同時還要進行啟蒙，從事學術研究，傳播科學的種子。一身而二任，即便天才如胡適，也不會應付自如，凱歌齊奏的。馮友蘭所謂胡適1927年之後“沒得影響”了，道出了一個事實，即國民黨掌權後胡適最終完成了報刊論政、啟蒙的“雙軌製”向論政“單軌製”的過渡，故其學術活動會受到較大的影響。王雲五等胡適的朋友都勸過胡適在《努力月刊》辦起來之後，盡可以把繁雜細瑣的編輯事務交給別人管。
在他們看來，胡適把大好的時光用在難以奏效的論政上，實在不值得，真不如寫出學界企盼、胡適擅長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應該說明的是，胡適在最終完成“過渡”之前，還是有不小的學術成績的，如他所說：“從民國十六年五月我從歐洲、美國、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時間，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閑暇的時期，也是我最努力寫作的時期。在那時期裏，我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其中有二十一萬字的《白話文學史》卷上；有十幾萬字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包括我校印的《神會和尚遺集》（敦煌出來的四個殘寫本）和我用新材料特寫的兩萬五千字的《菏澤大師神會傳》。……《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寫出的約莫有十七八萬字。”也就是說，即便受到了惡劣政治的影響，胡適在學術創作上還是有驕人收獲的。若不是分心於論政，胡適的啟蒙功效會更顯著。到了30年代主編專門論政的《獨立評論》，加上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係主任，胡適說，“從此以後，我更忙了”，雖然也從事了一些中國思想史研究，但原來計劃中的幾個專題研究，就無暇顧及了。比如，胡適等人原本寄希望於教育救國，通過新式教育來塑造完善的國民，奠定中國文藝複興的根基，可國民黨比軍閥們更高明，它承繼了蘇俄的“黨化教育”的路數，並同時鼓吹中小學生“讀經”，實際上等於掐斷了教育的慧根，也等於宣判了胡適教育理想的破產。在這種情況下，《獨立評論》才有針對性地發表了任鴻雋反對黨化教育，胡適、傅斯年等人反對中小學生讀經的論政文章。看來，不良政治不僅摧殘人性，扼殺民智，而且迫使最有學術前途的人不得不放棄很多學術工作，去做民主體製下不需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