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人生道路，似乎應該以《努力周報》為轉折點。為什麼這樣說呢？胡適在《新青年》時代是不主張“談政治”的，理由是壞的政治源於壞的社會基礎，要徹底改善政治，就得建立一個好的社會基礎；好的社會基礎要由好的民眾來體現，要改變民眾的素質，就得靠長期不懈的啟蒙，即思想革命、文學革命。但新文化運動剛剛落幕，甚至登台的演員還沒有完全卸妝，胡適就在友人丁文江的極力主張和勸說下，辦起來了《努力周報》。周報的前期主打的是論政牌，後期則鮮明地舉起了思想革命的大旗。論政的無功而返，令胡適等人似乎又回到了“不談政治”的原點：他們決定休整一段時間待條件成熟後，辦《努力月刊》，從事思想革命。然而，即便在醞釀下一步計劃的過程中，胡適等同人在繼續辦周報還是月刊上一直猶豫不決。最終月刊沒有出世，但同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辦周報，理由如同任鴻雋所說的：政治太壞，月刊論政有些力不從心。其後，胡適等人把精力放在了《現代評論》上。
《現代評論》是一本周刊，不是胡適創辦的，主編也不是胡適。這是一本論政、啟蒙內容兼有的刊物，啟蒙類的多屬於學術研究論文，也有一些文學作品。這是一本四平八穩的刊物，棱角不顯著，鋒芒不突出，論政不尖銳，倒是陳源（陳西瀅）和魯迅之間的筆賬文章登了不少（如今看來，這類文章中有不少應該算作非原則性的意氣用事）。盡管胡適不是《現代評論》的主筆，但依胡適的地位和影響，他必然會在刊物中扮演著非同一般的角色。胡適為刊物撰寫學術論文，也發表時評。一係列的動作表明，胡適顯然已經從留美歸來的“不談政治”的立場上改弦易轍了。胡適的新軌道的第一顆道釘，就是《努力周報》的創辦，確切來說是周報發刊詞《努力歌》。
《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時期應該算作胡適的“雙軌製”階段——論政與啟蒙並行，有時論政為主，有時啟蒙為主。《新月》的初衷，是要辦成一個地道的啟蒙刊物，特別是進行思想革命的啟蒙刊物，如同徐誌摩寫的《〈新月〉的態度》所說的，“不敢附和唯美與頹廢”，“不敢讚許傷感與狂熱”，“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歸附功利”，反對“標語與主義”，“我們相信一部純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個需要。純正的思想是活潑的新鮮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勝，可以消滅一切致病的微菌。純正的思想，是我們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後自然的產物，不是租借來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販來的瑣碎的技術。我們先求解放我們的活力”。
《新月》最初一段時間也的確沒有直接涉及政治，纏綿朦朧的徐誌摩的《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和清麗溫情的《再別康橋》就是發表於《新月》上的，胡適的作品則有談翻譯、譯詩及《禪學古史考》等。但剛剛上台執政的國民黨政治極權和思想控製的程度遠遠超過北洋政府，“學閥”“侵略”“反革命”的大帽子漫天飛舞，使得愛好自由的胡適等人忍耐不住了。於是國民黨奪取政權後國統區最大的一場論政風波“人權運動”在《新月》上揭開了帷幕。這說明，胡適不再繼續恪守“不談政治”的“約法三章”了。如果說《努力周報》《現代評論》和《新月》時代胡適還是論政、啟蒙兼顧的話，那麼到了30年代初九一八事變後創辦《獨立評論》，則標誌著胡適辦刊告別了思想革命，放棄了“雙軌製”，走上了完全意義上的單一論政的道路。可見，《努力周報》作為轉折點在胡適人生道路上的意義。
從1917年胡適立下“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到20年代年論政、啟蒙的“雙軌製”，不過5年；再到30年代初專談政治，前後共曆15年。這個變化說明了什麼呢？是胡適有野心，想當官嗎？不是的。胡適一生，對從政並沒有顯示出興趣，也沒當過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官員。20年代在上海的中國公學任校長是臨時“救火”，因為原校長在學潮麵前束手無策，胡適根本沒打算長幹；30年代汪精衛送上門的教育部長他不稀罕；抗戰時出任駐美國大使是為民族救亡效力，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與40年代後期的北大校長性質差不多。
胡適談政治，是因為他覺得思想革命遠水不解近渴，有點兒陽春白雪，影響有限，形成了啟蒙者“啟蒙”自己的尷尬局麵；中國政局太壞了，壞政局下居然沒有挺身而出的批評家，他擔心政治局麵會進一步敗壞，從而導致思想革命不僅沒有成果，甚至已有成績也會一朝丟失殆盡。胡適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因為在惡劣的政治麵前，勇於抵製和袖手旁觀的最終效果是大不一樣的。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專製政治的深重迫害，對政治如臨深淵，避猶不及，這反過來倒會進一步助長專製勢力的淫威和氣焰。有人勇敢地站出來批評政治，除了喚醒民眾外，也會對統治者起到警告的作用，使得統治者不得不有所忌憚、收斂，對已有的啟蒙成果也會起到捍衛的作用。既然胡適談政治沒有個人的政治野心，那就說明是政治良知和勇氣驅使他站在他自認為正確的實驗主義立場上去批評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黑暗、腐敗、專製的政治統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