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和你想的不一樣。
認同是指一種無意識地、有選擇性地吸收、模仿或順從另外一個人或團體的態度或行為的傾向，把對方的長處歸為己有，以此吸收他人的優點以增強自己的能力、安全感以及接納等方麵的感受，掩護自己的短處。
采用認同方法時將自己與某種更為有地位、有影響，可以包容自己的價值體係和精神體係及文化相聯係，並在其中獲得認同，從而得到心靈的慰藉。例如，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對一個單位的認同，對一個團體的認同。
認同主要有與期待者認同、與照顧者認同、與攻擊者認同、與受害者認同等形式。
與期待者認同是生活中最常見的一種認同。認同起源於一個人的嬰幼兒時期，因為嬰幼兒需要通過對父母的模仿和學習來完成自己對世界的認識，與父母建立關係。在模仿的過程中，如果父母能夠幫助孩子逐漸完成與父母的分離和獨立，孩子就會開始有自己的看法、觀點和意見，並逐漸成熟。在心理上成長為一個獨立的人，形成自我認同——既有對父母的模仿，也有自己的獨特性。
自我認同，主要是指個人通過與他人的長期互動，逐漸形成與發展出的關於自我的認識。自我認同能幫助個人認識自己的生活現狀、個性特征、心理傾向、生活經曆以及理想規劃等方麵的個體因素。自我認同感包括了我們的個體感、唯一感、完整感以及過去與未來的連續同一性。
自我認同的人，會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真實需要和情感，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自己和接納自己，以及客觀地看待環境以及接納環境；在生活過程中會體驗到自我價值以及社會的認同，既從這種認同感中鞏固自信與自尊，同時又不會一味地屈從於社會與他人的輿論。
當我們不能確定自己是誰，不能確定自己的價值或自己生活的方向時，就會發生自我認同的危機。自我認同危機通常出現在青春期，但又不限於年輕人，許多中年人也可能會產生“中年危機”，當今社會的快速變化，可能會使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們出現認同危機。
自我認同的人比較自信，內心較少衝突和矛盾，生命的潛能得到很好的發揮；而自我不認同的人，往往會有較多的內心衝突，大部分的生命能量被壓抑或被消耗在衝突的解決和保護上，顯得不夠穩定，也缺乏內心的安全感與自我肯定。
自我認同危機通過自我不認同來表達。生活中的自我不認同有很多表現形式，比如，整容上癮行為就是自我不認同的一種。整容上癮的人，他們討厭原來的自己，不想在鏡子中看見這個自己，甚至想丟掉。他們把曾經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歸咎為自我容貌，就是不認同自我身份——對於自己的家庭、成長，還有自我的存在，都不接納，但是那種不接納的感覺又不足以結束生命作為一種解決方式，於是選擇通過改變自己的容貌去嚐試改變自我身份，有人甚至為此送命在整形手術台上，釀成悲劇。
有人買東西時隻買名牌，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喜歡這款產品，是否了解這個品牌的文化，在海外奢侈品店瘋狂掃貨，LV牌的包動輒就買上好幾個。其實這就是一種對自我不認同的無意識表達——畢竟，真正富有的人是不會炫富的，無論是財富還是心靈，他們是創造自己品牌的主人。
在心理上不能成功地與父母分離，就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性，總是無意識地模仿父母的所有模式，成為父母、社會所期待的人，這些人就是自我不認同的人。自我不認同的人，會通過各種方式補償，如對某種東西過度追求優秀和成功，對一些事物過度迷戀和上癮，如整容上癮、考證上癮等。
與照顧者認同的結果，是當事人無法做真正想做的事情，他做的總是他認為別人希望或需要他做的。事實上，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都無此必要，而照顧者如果不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滿足別人的需要和期待”，就會感到很焦慮。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幫助和照顧別人的動機是緩解來自內心的焦慮和不安，而不是真的看重被照顧者本身是否得到真正的需要。
與照顧者認同的當事人往往有一個無能或脆弱的父親或母親，同時他們也會塑造出一個自私和不負責的孩子或伴侶。
與攻擊者認同，又稱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或“人質情結”，是指被綁架的人質對於綁架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被掌握在劫持者手裏，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自甘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采取了“我們反對被救援”的態度，把前來救援的警察當成了敵人。
人們觀察到，在“二戰”期間納粹集中營中，一些被關押的戰俘為減弱其受威脅感，開始向他們所害怕的蓋世太保學習，像他們一樣講話、行動，在有些情況下，甚至對難友實施虐待行為。這種現象就是與攻擊者發生的認同現象。
在現實生活中，某人非常不喜歡某個家庭成員（如父親或母親）對待自己的方式，但人們卻驚異地發現其態度行為等諸多方麵與那位家庭成員驚人地相似。
如果父母成為施暴者，對一些孩子來說，他們寧肯認為是自己錯了，也無法接受是父母做錯了什麼。因為對一個尚需家庭和父母保護的孩子來說，父母和家就是孩子的整個世界，他無法從外界獲得更多的安全，唯一獲得安全感的途徑是父母。所以，如果是父母成為身體或心靈上的施暴者，那麼，孩子的唯一選擇就是“認同”——認同父母的錯誤做法是“為了我好”。長大後，他們有可能成為和施暴父母一樣的施暴者。
與受害者認同，是指你無意識地模仿了你生命中某個至愛的親人，他可能是一個不幸的人，或是一個已經過世的親人，你會模仿這個親人的特點，使其全部或部分地出現在自己身上，以安慰內心因喪失所愛而產生的痛苦。
與受害者認同，是當事人用受苦和受難的感受，與自己所愛的人（如父母或其他重要的人）在心理上緊緊糾纏在一起，無法分離、告別和接受。
例如，一個女商人很富有，可是她總是舍不得買好東西，什麼都是買最便宜的，衣服從來不買超過100元的。因為她母親早年因病臥床，在她的記憶中總是顯得很痛苦。而現在這個女兒通過做生意，經濟上非常富裕了，卻無法允許自己享受，以至於丈夫和朋友都無法理解她為什麼對自己這麼苛刻。
也有的婚姻失敗者，總是發生被伴侶拋棄的相同遭遇，起因也在於無意識地與自己父母的認同。父親或母親當年就是被伴侶無情拋棄的人，以至於後來的生活一直很悲慘，孩子成為父親或母親控訴伴侶罪行的傾聽者。當事人長大後，會無意識地向受害父母的一方認同，而“製造”出自己的婚姻悲劇。
飛得更高。
搖滾歌手汪峰的歌具有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他的歌《怒放的生命》久唱不衰，唱出了很多人的心聲，但他的成長經曆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
汪峰一開始並不是一名歌手，而是國家芭蕾舞團的一名小提琴演奏員。幾歲他就在父母的安排下，開始學習小提琴，一學就是十幾年。在近乎軍事化的小提琴訓練裏，音樂帶給汪峰更多的是巨大的痛苦。學習小提琴，成為一名音樂家，是父母對他的期待，他們希望他能夠成為高雅嚴肅藝術殿堂的一名音樂家，為父母臉上爭光。
父母期望汪峰成為一個音樂家。在父母眼中，音樂學院是一個“嚴肅的高雅藝術殿堂”。母親說過：“音樂學院整個氛圍是高雅的，我們希望他也能搞高雅藝術，西裝革履，打著領帶，拉著很優美的小提琴。”
汪峰大學畢業之後，進入國家芭蕾舞團擔任小提琴伴奏，他實現了父母的期望。但是他很快就覺得不習慣、不適應，他感到工作單位的氣氛太可怕了。“同齡人在這兒基本都過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坐在那裏，什麼事情都沒有，除了排練演出就是聊天、打麻將……如果這就是我要過的生活，我過去為什麼要吃那麼多苦？”
汪峰陷入了很痛苦的糾結中，感到茫然萬分，不知何去何從。麵對痛苦的現實，汪峰做出了一個讓父母很難理解和接受的決定：辭去國家芭蕾舞團的工作，去做一名歌手，自己寫歌、唱歌，通過歌手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盡管周圍大多數的親朋好友都不理解，1996年，汪峰還是毅然辭職，離開了國家芭蕾舞團，告別了父母眼中的“高雅的藝術舞台”，放棄了父母所期待的他成為音樂家的目標，而選擇自創樂隊，並成了一個專職的搖滾歌手。後來他在多次采訪裏婉轉地批評了父母當初的決定，“沒有多少小孩會真的對樂器有興趣。作為父母也應該想一想，這其實是對一個孩子天性的磨滅，是很殘酷的。”
外麵的世界並不那麼容易，汪峰經曆了多年的曆練和艱難困苦之後，終於以一首自己創作和演唱的歌曲《飛得更高》征服了觀眾的心。這首歌首唱之後，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在中央電視台的《同一首歌》等各種舞台上被唱了300多遍。在所有中國人的注視下，《飛得更高》在2005年被選為“神舟六號”一飛衝天時的背景音樂。不久，它又被中國移動公司作為廣告曲，在《新聞聯播》結束後播放。伴隨這首歌，全國觀眾看著一隻雄鷹衝向了高空。
在《飛得更高》和《怒放的生命》等歌中，汪峰儼然已經是一隻重生的鷹。他用自己淋漓盡致的歌聲表達了一個自由飛翔的生命，同時也成為一篇已擺脫了被期待者認同的“獨立宣言”。
小米的困惑。
小米和母親的關係一直很糾結，一提到母親，她就滿腹的委屈和抱怨。比如前幾天，她和老公、母親一起吃飯，閑聊提到現在很多同學都自己搞生意，做得還不錯，當然他們沒有這些錢投資，不過是閑聊中的一個話題。母親已經在旁邊說開了：“你們千萬不要去搞什麼生意啊！多少人傾家蕩產啊！你們又怎麼可能成功啊？如果像你這樣的能賺到錢，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窮人啦！”
如果和母親說今天胃口比較好，吃多了一些，母親就會說：“你不會是得了糖尿病吧？”夏天天氣熱，人本來也沒什麼胃口吃得不多，母親又會說：“你是不是肝有問題啊？”前段時間小米在婆婆家住，婆婆把小米照顧得很好，人胖了7斤，體質也比以前好多了，這在小米身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她很高興地和母親說起來，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你要小心得心腦血管病呀。要是這麼年輕就有糖尿病，怎麼辦呀？”
像這樣刺耳的話小米聽得太多太多了，她感覺母親無時無刻不在對她說類似的話。“從我記事起她就這樣對我和我爸，在她那裏我是得不到一句讚美、肯定的。在她的眼裏我隻配‘失敗’，我也隻能配‘1.6米男’，隻配在路邊攤賣涼茶、當服務員。如果我失敗了或有什麼事做錯了，母親覺得非常正常，她甚至很樂意聽到，因為在她看來我是不可能成功或者做成什麼事的，失敗是很正常的。”小米這麼說。
母親的這種態度貫穿她成長至今的30年，即便是小米工作後，不用再像以前小孩子時那樣凡事都要看母親的臉色，不知什麼地方會引起她的不滿而無端招來惡罵，她的心裏也仍然充滿了陰影。
現時的小米很懼怕、反感和母親談話或接觸，因為母親總是貶低她。但另一方麵，小米又十分想獲得來自母親的讚賞與接納，她覺得自己陷入了惡性循環中難以自拔，毫無自信可言。
小米覺得母親是主觀意識非常強的人，她也嚐試過與母親溝通，但說的話母親半點都不可能接受。還有更突出的一點是“我母親非常沒有‘安全感’，她看所有人、所有事幾乎都是負麵的，她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對自己所持的態度、觀點毫不動搖，非常堅定”。
小米每每對朋友提起母親，就是一副痛苦萬分、無可奈何的樣子。
小米一方麵對母親的人格特質感同身受，深深體驗到母親的挑剔和不安全感；另一方麵她卻無法意識到她自己也完全體現出了母親身上這種相同的特質，即她也同樣在挑剔母親，也很沒有安全感。女兒對待母親的態度就像母親對待女兒的態度，這就是認同的結果。
換句話說，她的某些方麵已經成為和母親相似性格的人。她依然無法做自己，而是成為了母親所期待的那個“失敗的人”。
“小大人”的責任。
劉莉今年29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職業經理，人也長得很漂亮，但有一件事發愁，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對象。眼看著年齡一年比一年大，有成為“剩女”的危機，劉莉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和焦慮。
其實，劉莉並不是沒有機會，她也談過幾次戀愛，但都是很快就結束了。說起原因，總是各種各樣的，劉莉總結：我喜歡的，人家不喜歡我；喜歡我的，我又對人家沒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