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樣一種道德，現代西方的理論家們也認為它是一種對文化傳統的背叛與反動，它預示和標誌著一種新的不同於文化傳統的文化現實。西方理論家對於這種所謂的後現代道德及後現代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研究，實際上所表達的是一種憂患性的價值判斷，是對當代西方文化現狀和前景的一種關切。貝爾在分析後現代文化狀況之後，就不無憂慮地試圖重建新的宗教倫理來拯救西方文化，而哈貝馬斯則試圖通過交往理論來重建現代性，以對抗後現代精神。因此，我們理解後現代的文化精神時，也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而不能抓住西方理論家的某些論點以偏概全地理解，更不能把某些觀點隨意運用到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奉為自己文化評論的圭臬。
現實已經表明，後現代立場無補於當代中國的道德重建。後現代主義解構了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但卻沒有建構出一個“後現代道德”，而隻是使傳統道德和現代道德陷入到一個更加不能自拔的危機之中；後現代化的傳媒本著一種“破舊立新”的衝動，把處於現代化意識中的人們指引到了一個“集體無意識”的狀況中，道德則被這一“集體無意識”的人們排斥在視閾之外。要緩解當前的道德危機或曰要走出當前的道德困境，我們就需要創造某種新的意義複合體，即新的道德價值體係。在這裏，本書所指的傳媒道德不僅指一種與媒介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相關的道德原則與規範——在此前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都把傳媒道德狹隘成媒介職業道德。從當代大眾傳媒所引發的社會道德困境及其本身的道德困境這一角度來看，把傳媒道德匆忙地解讀為媒介職業道德隻是說明了傳媒領域道德失範現象的存在及其普遍性，是簡單地應了規範的辯證法，即所謂存在規範意味著同時存在著對規範的背叛。從傳媒所引發的社會道德困境來看，作為傳媒倫理學研究對象的傳媒道德應有更廣泛的指涉。在我的理解中，傳媒道德至少還應內在地蘊含大眾傳播媒體的價值取向立場及其媒體價值與社會價值的互動關係之內容。
在構建一種新的傳媒道德時，我們首先應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即我們並沒有生活在一個後現代社會中。一方麵，即便是西方後現代理論家也隻能說：“相對地說，關於社會，特別是關於包括全球政策在內的社會政策的後現代思想還不那麼成熟。”【87】也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的後現代理論家都有意無意地“避開”後現代社會這一論題，即便是有所涉獵也大多語焉不詳。另一方麵，到目前為止，後現代主義或後現代性還更多是止於一種態度或立場，後現代理論大師利奧塔就認為，“簡單地說，‘後現代'指的是一種情緒，或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心靈狀態。”【88】他還認為，後現代是現代的一部分，即認為後現代所指涉的情緒或態度與立場並沒有超越現代。我國學者趙汀陽也持這一看法，他認為：“後現代的態度並沒有超越現代，而是現代對自身的悖論狀態的自我表述。”【89】就傳媒而言，我認為，今天被認為最具“後現代性”的通俗傳媒形式，始終存在於現代性中。事實上，傳媒的後現代化現象中的許多問題的實質仍是現代性的問題，一個方麵固然是因為中國社會本身的現實，即當前中國仍然處於現代化的進程中，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就是，現代性之於中國仍然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工程。哈貝馬斯曾提出西方的現代性謀劃是一個未完成的工程。現在看來，這種評價或許更適用於當代中國。另一方麵，與前一點相關的則是由於當代中國社會並不具備後現代社會的特質。在這裏，人們所提出的後現代性問題更多的揭示了現代性所麵臨的後現代的挑戰的問題。
既然不存在後現代社會，那麼，當前中國的道德重建工程以及傳媒本身之道德構建的社會基礎就應當是現代性的社會，而不是語焉不詳的後現代性社會，也就是說，現代性才是我們在當前社會道德重建中應當采取的態度或立場。回歸理性——回歸現代性因此便成了我們重建社會道德及構建當代中國傳媒道德的唯一選擇。因為，作為一種價值體係，傳媒道德的建構就當是基於一種現代性的理性立場，而不是後現代性的情緒張揚或心靈離散的狀態或立場；作為一種與社會價值互動的價值體係，傳媒道德的立場就應當是現代性的整體主義的而不應當是後現代性的解構整體、消解整體意義的立場；作為一種促進社會整合的價值體係，傳媒道德的建構就當著眼於社會善的普遍一致性，而不是強調善的相對性和差異性。至於後現代性在當前道德實踐的意義，應當作這樣的理解：正確地對待後現代性的立場是反思而不是仿擬，我們研究、討論西方後現代性及社會的後現代現象的目的應當在於尋求中國現代性的出路而不是接受其後現代的指導，即我們是借助西方現代主義經驗及後現代對現代的批判，完滿地完成自身的現代性的建設工程，後現代隻能作為一個參照係。正如大衛·雷·格裏芬所說的中國可以通過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錯事，避免現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這裏格裏芬的話語中隱含的一個命題是，中國的現代化還沒有完成，現代化還是一個進行中的工程。這同樣說明了當前我們的社會道德重建及其傳媒道德的構建都隻能基於現代性的立場而不是後現代性的立場。當然，這種現代性的回歸並不是簡單地複古或重複，更不意味著要返回到傳統主義中去——在前現代的傳統主義中，人們失去了現代人所具有的那種對新事物和未來的積極向往——它隻是恢複了人們對過去的關注和敬意。
注釋：
【1】劉建明：《當代新聞學原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頁。
【2】轉引自戴雨果：《英語國家新聞觀念中的真實性與客觀性問題》，《新聞大學》，1999年冬季刊。
【3】五個“W”和一個“H”即新聞報道中所涉及的誰、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事情的起因及事件進展若何等新聞要素，英語即為Who，When，Where，What，Why and How。
【4】醫學界研究認為三氯生是“目前國際上推崇的安全高效廣譜抗菌劑”，對引起感染或病原性、革蘭氏陽性及陰性菌、真菌、酵母以及病毒（如甲肝、乙肝病毒、狂犬病毒、艾滋病毒HIV等）都具有廣泛的殺滅及抑製作用，具速效和特效雙重作用。三氯生廣泛用於高效藥皂/衛生香皂、衛生洗液、除腋臭/腳氣霧劑、消毒洗手液、傷口消毒噴霧劑、醫療器械消毒劑、衛生洗麵奶/膏、空氣清新劑及冰箱除臭劑等，也用於衛生織物的整理和塑料的防腐處理、高檔環保乳膠漆、醫療製品包裝材料以及兒童玩具等。更高純度的三氯生還廣泛用於治療牙齦炎、牙周炎及口腔潰瘍等的療效牙膏及漱口水中。
【5】參見Lawrie Mifflin，“Crime Falls，But Not on TV”，The New York Times，1997-6-6，第4部分，p4；Mark Fitzgerald，“Local TV News Lacks Substance”，E&P Interactive，1997-5-24.
【6】Rhonda Hillberry，“Journalists，Violence and the News”，Newsworthy，1996年夏季刊。
【7】轉引自羅恩·史密斯：《新聞道德評價》，李青藜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頁。
【8】彭漪漣：《事實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9】參見戴雨果：《英語國家新聞觀念中的真實性與客觀性》，《新聞大學》，1999年冬季刊。
【10】硬新聞是指關係到國計民生以及人們切身利益的新聞，而軟新聞則是指富有人情味，純知識、純趣味的新聞，它和人們的切身利益並無直接的關係。
【11】黃和節、陳榮美：《新聞娛樂化：形式與功能的錯位——對當前新聞娛樂化現象的新探索》，《當代傳播》，2002年第5期。
【12】沃納·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郭鎮之等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頁。
【13】參見鞠健夫：《我們在“娛樂”什麼——關於娛樂化新聞的理性思考》，《傳媒觀察》，2002年第9期。
【14】尹鴻：《為人文精神守望：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批評導論》，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
【15】潘知常、林瑋：《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頁。
【16】參見沙蓮香等：《社會學家的沉思：中國社會文化心理》，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版。
【17】參見Robert Redfield，Race and Human Nature，Half a Century—on Wand（New York：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1944），p186.
【18】黃旦：《負責任的公共傳播者事業化和商業化衝突中的新探索——學習美國新聞傳播思想史劄記》，《新聞大學》，2000年秋季刊。
【19】帕帕拉奇，原為意大利語，意為“嗡嗡叫的昆蟲”，後轉意為“專門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攝影師或記者”。這一角色最初出現在意大利導演費利尼1960年拍攝的電影《甜蜜的生活》中，在電影中，一位名叫帕帕拉奇的攝影師因追逐名人偷拍照片而享譽歐洲，之後，paparazzi在意大利便成為一種專門職業的名稱。
【20】轉引自克利福德·G.克利斯蒂安等：《媒體倫理學：案例與道德論據》，張曉輝等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頁。
【21】戴元光，陸瓊瓊：《弱勢群體在中國電視中的“弱勢”》，《傳播學論壇》（http：//www.ruanzixiao.myrice.com）。
【22】李希光作客新浪聊天實錄，摘自中華傳媒學術網：http：//www.mediachina.com，《傳媒人物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