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傳媒後現代化的另一個表現即為傳媒的世俗化、庸俗化傾向。傳媒的世俗化、庸俗化已是一個勿須再行論證的話題。問題是，當代中國大眾傳媒的世俗化與庸俗化並不僅僅意味著傳媒日益迎合、趨向於大眾趣味，更大危險還在於，它在使社會本身趨向於庸俗的同時，它還解構了一切社會意義和價值。在這裏，高尚價值成了嘲笑的對象，流俗反而變得崇高。“躲避崇高”就曾一度甚囂塵上，其勁頭至今未衰。事實上，躲避崇高並不是不要崇高，而是不要傳統道德意義的崇高。在後現代的辭典中，崇高被定義為“世俗的隨意”，在這種叫囂聲中，“崇高”體現於對“崇高”的反動。至於說傳媒使社會本身也趨向於大眾化，趙汀陽曾有過精辟的論述。在他看來，當代傳媒解構社會的手段極為普通但卻又極為有效，那就是生產群眾。就是說，大眾傳媒不僅生產庸俗的大眾文化，還生產這種庸俗文化的消費者。它不僅降低了文化的標準，它還能神奇地把精英變成群眾。他把傳媒的這種“生產活動”稱之為“雙重生產”，前一種生產是生產出了大眾文化，而後一種生產則是造就了一個大眾化社會。這樣，傳媒就攻陷了大眾之城，占有了大眾市場，而當代社會也理所當然地喪失了深度與深沉。【77】
其四，當代傳媒這種價值解構作用還體現在對大眾關於生活方式的觀念之改變上。電視、新聞報道、廣告，尤其是廣告有意無意中給人們灌輸了這樣的信條，即無限豐富的物質商品可以解決所有的人類問題，而在當代傳媒的視野中，這種物質財富竟是如此容易就可以獲得，它甚至勿須通過艱辛的勞動。這種信條很容易使人們得出這樣的設想：物質財富與社會的普遍健康和福利之間的確存在著統一性。於是，物質財富就成了唯一且真實的價值標準，這是我們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這種觀念把生活理解為享樂，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過程成了生產的最大樂趣所在，而這種消費心態恰恰是後現代主義的。
那麼，是不是當代中國的所有傳媒都已經完全後現代化呢？情況當然不是這樣，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大眾傳媒的後現代化主要體現在一些小媒體，而不是精英媒體，主要體現在娛樂板塊，而不傳媒的整體陷入。本書所論及的傳媒後現代化也主要是從作為一種思維方式與價值立場或態度的角度來充分調動這一話題的。在這裏，所謂後現代性的道德立場也主要是指其蔑視道德權威，反對任何道德規範的約束以及把別人看成是自我價值的墳墓道德及其價值訴求方式，在娛樂節目及一些廣告中，這種立場是很“堅定”的，這也是大眾傳媒為大眾所詬病的主要方麵。
從哲學的角度審視，娛樂化立場的非道德化及其對道德意義的解構與消解完全體現了傳媒後現代化特點。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是，當代中國社會並不具備當代西方社會所謂的“後現代社會”特質，但鮑德裏亞所說的內爆現象之一的傳媒娛樂化卻已經發生——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傳媒娛樂化在我國達到了一個高潮期，出現了諸如《娛樂現場》、《海外娛樂現場》、《娛樂周刊》等娛樂節目以及大量的娛樂頻道。在這場娛樂化的浪潮中，我國傳媒娛樂板塊也不可避免地承啟了西方傳媒後現代的諸多屬性：後現代的基本立場就是解構，是在“去中心化”與個性張揚中反對任何道德權威，同時不承認道德的意義與價值。麵對嚴肅的社會道德問題，許多娛樂化傳媒采取的立場即是“去崇高化”（即所謂的“躲避崇高”），並主張對事物不作評價與判斷，特別是不作道德價值上的判斷，它並不是認為這很難，而是認為這根本就沒有必要。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將事物都化約而尋繹出現象背後的本質或表象背後的深度是一種“理性霸權”，而這恰是他們所極端反對的。他們所強調的隻是平麵化與即時性體驗，後現代傳媒所做的是讓大眾在娛樂中、在不需動腦筋的笑與樂中，放鬆理性批判和改造世界的意誌，同時也放逐對生活的反思以及對人生真、善、美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在娛樂化的浪潮中，意義不僅不被首先討論，而是從根本上被消解了。這種後現代傾向的娛樂化在我國當前的廣告、電影、網絡及各類電視節目中隨處可見，形成了頗為壯觀的“中國式後現代現象”。在論及後現代境遇中倫理學（道德的進路）的境遇時，齊格蒙·鮑曼指出：“倫理學本身被誹謗或嘲弄為一種典型的、現在已被打碎的、注定要成為曆史垃圾的現代束縛，這種束縛曾經被認為是必需的，而現在被明確地認為是多餘的。另外一個錯誤的觀念，即：後現代的人們沒有它也能生活得很好。”【78】吉裏·裏坡維特斯基則在其《責任的黃昏》一書中以“後義務論”時代的道德觀來描述娛樂化節目的道德立場——“沒有人被激勵或者願意使自己達到道德的最高目標，並去守護這種道德價值觀。”【79】
2.無根的後現代性——當代中國傳媒後現代化的倫理困境
當代傳媒的後現代化及其導向導致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這也是當代傳媒成為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所批判的直接原因。從倫理學的角度審視，傳媒的後現代性特點與當前中國的社會道德失範有著密切的關聯。眾所周知，我國當前的道德困境在於，傳統的道德價值體係因受市場經濟及外來文化的衝擊，已經解體，而新的為大眾所普遍認同的價值體係還沒有建構起來，我們正處於一個道德重建的攸關時期。而當代傳媒所體現出的解構性的、對現代道德的反動傾向的後現代立場，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社會道德失範的慣性，並進而使得我國當前的社會道德重建變得尤為艱難。不論當代中國傳媒是否意識到了自身的這種後現代立場或特點，當代傳媒與整個社會麵臨著一樣的道德困境。
後現代傳媒的道德困境首先表現在解構主義特征與道德整合的矛盾上。後現代性體現出一種對現代性整體主義價值的極大解構力，而傳媒恰恰就是就一解構工程的“先鋒”。但問題在於，不論它對現代道德的態度如何，當代傳媒都不能回避一個現實的問題：即它必須麵對一個如何實現社會整治、動員與控製——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如何實現社會的道德整治、動員與控製。如果說當代傳媒所信奉的是一種後現代的道德的話，那麼，這種後現代道德也必定指向一種社會意義與價值的共識。而實際上，後現代化的傳媒卻回避了這個問題，在道德實踐中，這勢必造成了這樣一種道德困境：一方麵，後現代化的傳媒努力營造一個寬鬆的道德環境，以至於每個人的價值觀都能有立足之地——即符合後現代的差異、多元、複雜等立場——而不至於因與權威的衝突而遭強製驅逐。但是，另一方麵，後現代訴求的出發點是個體——充滿激情和欲望的自由的個體，這種個體拒斥任何的客觀標準與約束，自由的個體的衝突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人對人就像狼對狼”一樣的道德價值之間的對立關係扼殺了所有的道德希望。
其次，傳媒引起的道德恐慌之於社會道德及其重建的消極影響。美國學者理查·A.福柯在論及後現代作為一種對現代缺陷的補救性社會理論時，曾說：“作為一種治療反應，首要的要求是對未來充滿信心。”【80】那麼，後現代化的當代傳媒是否做到了這一點呢？事實上，當代傳媒在這一點上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這從在當代傳媒所導致的普遍的社會道德恐慌中可窺其一斑。“道德恐慌”一詞是由英國學者斯坦利·科恩首先在他的《民間魔道與道德恐慌》一書中提出來的。在他看來，道德恐慌是指這樣一些偶發性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會使得人們對價值產生擔憂，以至於社會所支持的原則也會受到懷疑，整體社會由是而陷入到一種道德恐慌的境地。【81】這一詞首先指向傳媒——當代世俗化、庸俗化的傳播媒介，無論是虛構的形式還是“可靠的新聞”，總是喜歡怪誕、異域情調和殘暴的材料。而這種對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材料的嗜好，使得社會公眾普遍生活於一種道德危機的壓力之下，並進而導致對普遍道德原則與社會整合喪失信心。英國學者萊斯利·威爾金斯把大眾傳播媒介的這種經常誇大現實世界裏真實事件的明顯特點看做是“離軌放大器”，它所描述是一種傳播媒介“效果”，即指“離軌”的虛構或者非虛構描寫能夠“反饋”到個人的認識和行為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結果常常是“離軌”的數量明顯增長。【82】普遍的道德恐慌與離軌放大不利於社會道德的重建，他使得社會公眾普遍對道德整合持悲觀的態度。正如前文所論，這無疑加大了社會道德失範的慣性，使得當前社會道德重建變得更為艱難。
再次，在涉及具體的道德原則與規範上，後現代化傳媒的價值導向立場也很明顯，即普遍地反對道德權威對個體道德生活的幹涉。但後現代化的立場本身又決定了它不可能建構出一種新的符合社會需要的且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道德原則與規範的價值體係。這種解構了原有社會整合的價值體係，卻又沒有建構出一種新的符合社會需要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價值體係的做法，使得社會全麵地陷入到一種不確定性及因不確定而導致的與普遍的相互不信任狀態之中。如戴維·本內特所指出的：“在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物質和社會世界中，極端的不確定性都是由圖像工業所提供的？？”【83】很明顯，這裏的所謂圖像工業指的是媒體，特別是電視與廣告等媒體。“事實上，無所不在的文化媒體在今天所傳遞的信息（而且根據消費者自由的邏輯，接受者很容易地就能領先其自身的經曆識別出這一信息）表明，世界在本質上具有非決定性和不可塑性：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什麼都可以發生，什麼都可以被做，但是，沒有什麼能夠一勞永逸地被做出？？生活曆史很容易被視為一係列的片段（在此，其唯一持久的重要性同樣是短暫的記憶）。沒有什麼是確定無疑的，？？因而，人們不再把世界視為穩定的和可靠的，人們再也想不起編織自己生活夢想的畫布。”【84】
不難看出，當代傳媒導致普遍的道德困境主要關涉兩個方麵：其一，哲學理性空間被全麵壓滯；其二，傳統道德權威及其價值體係被徹底解構，而新的建構性的工程又變得遙遙無期。如果說福柯在20世紀所提出的“道德的可能性”在此前受到的批判與懷疑還有其理論支撐的話，那麼，在當代傳媒的場域中，“道德的可能性”就是一個真實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當前學界極為迫切的任務。
3.當代中國傳媒應有的道德立場
如果說，存在一種後現代主義道德的話，那麼，這種後現代主義道德也隻能是一種無道德的道德，一種鼓勵異調與雜音、追求相對與變幻、強調當下體驗與情緒解放的遊戲化和審美化的道德。由於後現代主義的“典型文化風格是遊戲的，自我戲仿的，混合的，歉兼收並蓄的反諷的”，【85】且由於它追尋的是一種適應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消費生活方式的“快感”享樂式文化和自仿自娛的政治的身體邏輯，更由於“從哲學上說，後現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開絕對價值、堅實的認識論基礎、總體政治眼光、關於曆史的宏大理論和‘封閉的'概念體係。它是懷疑論的，開放的，相對主義的，它讚美分裂而不是協調，破碎而不是整體，異質而不是單一”【86】。因此，後現代道德不可能再有普遍倫理的追求，更不可能承諾任何形式的絕對價值原則和倫理規範。它信奉的是完全主觀隨意性的道德而非客觀必然的道德規範，是身體的快樂的道德，而非心靈的精神的道義；是隨機的興起戲仿或遊戲體驗，而非執著堅定的價值信念和嚴肅主義的高尚或理想；是非連續的激情跳躍和嘈雜的異質情調，而非連貫單調的說教式道德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