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之欽針對本校本係畢業生留校任教和照顧職工子女在校工作的弊端，提出改變“近親繁殖”和“家庭化”的建議，“使各種學派、校風，各校辦教、治校經驗互相交流，取長補短”等這些批評計劃經濟條件下人事製度存在弊端的意見，對西北師範大學的師資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辛安亭（1904—1988），山西離石縣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畢業後在山西從事教育工作，宣傳抗日救國主張，支持並參加學生運動。1938年去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任編審科長，先後編寫小學各種教科書、農民識字課本、幹部文化課本及教師讀物、兒童讀物40餘種。
1949年8月，辛安亭隨人民解放軍到蘭州，任蘭州市軍管委員會文教處長，主持文教工作。1950年初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文教廳廳長、蘭州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調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編審全國中小學教科書，同時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研究工作。1962年重返蘭州，主持協辦甘肅教育學院，任黨委書記、院長。1973年後任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甘肅教育學會會長和甘肅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多種社會職務。
辛安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輩教育家，他畢生致力於教育科學研究工作，尤其重視普通教育的改革與實踐，在語文教學、中小學教材編寫和少兒教育等方麵積累了豐富經驗，是新中國中小學教材建設和改革的開拓者，並形成了富有時代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專業觀點。
辛安亭一向認為，教育對國家民族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質；而民族素質的提高必須從兒童和青少年抓起。他說：“四個現代化，教育是基礎，中小學和幼兒教育更是基礎的基礎；沒有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普及，就不會有民族素質的提高。”他一生都以滿腔的熱情，關懷著幼兒和青少年一代的成長，直至耄耋之年，還用顫抖的手為他們寫作。
對於中小學語文教學，辛安亭有比較完整係統的見解。他認為語文課是一門基礎工具課，它的主要任務是訓練學生識字、寫字，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思想能力和口頭、書麵表達能力；不應當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語文課的主要任務，也不能把語文課變為文學課。小學低年級的語文課應以識字為主，力爭二年級的識字量達到或超過兩千，以便為閱讀和作文打下基礎。他反對離開課文漫天空講的教學方法，提出“教書不離開課本，講課要通過字句”。他大力提倡寫話的作文教學法，認為寫作文時想說什麼，就寫什麼；話怎樣說，就怎樣寫，先練習把話說得完整，說通順，說得有條理，然後再是說得有文采，有講究。切不可引導學生說大話、空話、假話，不要無病呻吟，矯揉造作，一味追求華麗的詞句，要把文章寫得平實樸素，文從字順。在《文從說話起》中，辛安亭針對作文教學存在的問題，指出了脫離學生學校生活、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實際的“無病呻吟”和“追求華麗詞句”的不良傾向，正麵提出作文教學的原則和要求，指出作文是一種思想輸出，首先“教學生有話說，敢說話，拿起能拉得開”，其次“教學生了解作文就是用筆說話，想說什麼，就寫什麼；話怎麼說，就怎麼寫。……果真做到這一點，學生所寫的自然會是實際事物，會是他們所熟悉的事物與他們真正的思想與感情”。
識字是小學語文教學的首要任務。傳統教育是從漢字構造出發的形體教學方式，從20世紀30年代創造注音字母，及至以拚音代替注音，把漢字的形聲義統一起來以後，就大大加快了識字的速度。20世紀50年代中期，辛安亭在提出豐富小學語文閱讀材料和解決小學高年級長課文教學問題的同時，就把目光投注到小學低年級的識字教學上，他針對課本尚未充分體現以識字為重點，和教法上沿習以前閱讀和識字並重，思想教育、知識教育、語文教育、識字教育並重的偏向，提出改進識字教學要“多花時間”和“多想辦法”。他認為課堂上識字、寫字所花的時間比思想、知識、語言等的教學時間要多一個半課時到兩個課時，方法上采用形音義並舉，同音字、反義字和同旁字比較辨析，都是有效可行的。20世紀60年代初，辛安亭又以如何集中識字和如何編寫集中識字課本發表意見。他認為小學兩年教兩千字是適宜的，在具體操作上半年一集中，分四批集中教學。這就是說每半年都是先集中教識字課，最後教一些閱讀課文。集中識字以“以類相聚”和“便於誦讀”為原則，采用同音歸類、形聲字歸類、偏旁部首歸類、看圖識字等方式，靈活運用進行教學，而不提以哪一種方式為主，則更有利於集中識字。集中識字課本編寫“應采取多樣化的以類相聚，同時要便於誦讀，配有插圖”。這些意見對集中識字和課本編寫都起到了指導性作用。
關於中學語文教學方麵，辛安亭在《關於中學語文教學的兩個問題》和《如何加強中學語文的基礎知識教學與基本技能訓練》中提出的問題，都是與當時中學語文教學改革有直接關係的課題。自20世紀60年代規定語文教學中漢語和文學合並後，語文教學一度無所適從，既不能教成文學課，也不能教成政治課，到底怎麼教，辛安亭指出，應按文章講，講字詞、語句、篇章結構以及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等特點，“不可以用分析文學作品的方法講”，“不要離開課文過多地講政治道理”。“通過反複朗讀、默讀的方法，讓文學作品發揮它的感染作用”，從而受到思想教育。對解題、體裁、中心思想、寫作特點等可以少講，不抄黑板，以免把語文教學變成筆記教學。語文課堂教學應以串講和朗讀為主要的教學方式，課堂上大部分時間應該用在講與讀上麵，講完就讓學生讀，個人讀、集體讀、朗讀、分段讀、全篇讀、反複地讀，強調讀的功夫是揣摩，是吸收，是向內的輸入，是寫作、聽說能力的基礎。
在中學語文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雙基”）的理論上，辛安亭認為“中學語文的基礎知識就是關於字詞語句、篇章結構的知識，基本技能就是運用字詞語句、篇章結構的知識”。他在概念上把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看作是一回事，認為漢語知識、文體知識、文學知識是基礎知識，而讀寫聽說能力是基本技能。但他又確認“中學語文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是兩碼事，也是一碼事，從理解的角度看是基礎知識，從運用的角度看是基本技能”。這種解釋已接近新教學大綱的精神。其實，中學語文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是教學內容的兩個方麵，是統一的。辛安亭從課堂範圍講授和訓練不切實際的角度提出問題，通過“精講多練”途徑解決“雙基”中存在的問題，並要求教師從學生實際出發，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這些見解對中學語文和中學語文教學法學科建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教材是教學的基本依據。辛安亭反複強調，為了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培養學生的智力和優良品德，首先必須有一套好的教材。這種教材至少應具備三個特點：一是“新”，即要吸取文化科學的最新成就，不斷更新已經過時的東西。二是“精”，即要少而精，在保持本門科學必要的完整性、係統性的前提下，抓住基本概念、基礎知識，講深講透，不可貪多求全；教材龐雜或過深過重，是少年兒童最大的苦惱；學生對少量基本知識的深刻理解比量雖大卻留下模糊印象要好得多；學生掌握了基礎知識，才能提高自學能力，發展智力。三是“清”，即要寫得清楚明白，簡捷易懂；編者有了清徹的思想，才能產生明白的語言。
“一切從實際出發”、“結合實際”、“聯係實際”，是辛安亭編寫教材的思想原則，也是他編寫教材的核心理論。抗日戰爭前期的教材方針是貫徹抗日教育政策，為抗日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但辛安亭認為，教材畢竟不是宣傳材料，它必須要體現基礎知識的教育。從“抗日化”到科學化和兒童化是教材的一大進步。“兒童化方麵，初級國語可說是一個典型。要求每一課達到既科學化又兒童化，內容是常識，表達用詩歌或故事形式”。編寫教材必須從兒童實際出發，還必須考慮邊區實際。“科學化不是建立在廣大工農群眾需要的基礎上，不是從邊區農村生產與家庭生活的需要出發”；“兒童化不是從廣大農村的農民兒童的生活出發，而是從城市上層社會的兒童生活出發”，就會成為“洋教條”。因此，辛安亭主張，編寫教材必須把注意力放在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掌握讀者對象及要求方麵，不應放在研究書本、追求寫作方法方麵。即是一本通俗讀物，“應著重講最基本的較固定的知識，不可過分強調緊跟形勢，過多講臨時性的東西”。這是辛安亭教材論的基本思想觀點。《談編寫教材的原則》一文雖寫於1979年，但作為延安時期編寫教材的經驗總結，也可以佐證他教材論的更細微的思想。其中精簡集中、綜合聯貫、深入淺出、啟發心智四條原則便是他的教材論思想成熟的體現。辛安亭探幽發微，係統闡述了教材編寫的原則和方法，論證了教材變革的曆程和規律，為中小學教材體係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中學各科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全麵向蘇聯學習。辛安亭在1956年向朝鮮教育考察團的報告中總結了這方麵的經驗教訓，具體分析指出了許多照搬蘇聯教材的地方，其結果產生了不少教條主義的毛病，不能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增加了教學上的困難，並追究了“造成這種偏差的直接原因，是我們領導方麵強調結合中國實際不夠，編輯同誌了解中國實際不多”。對於教科書不穩定的問題，辛安亭建議先“徹底地修改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然後根據大綱改變教科書以求做到教科書的穩定”。辛安亭在教材建設上的建樹是多方麵的。除了“聯係實際”的教材理論和實踐外，他還對教材的對象問題、語言問題、群眾路線問題以及課本中的圖畫、數字使用等問題都發表過具有創見性的意見，為不斷發展的教材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辛安亭特別重視通俗讀物，認為它對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有重大作用。他說：“我深感我國從來不重視供兒童和文化程度低的工農學習的通俗讀物。其實，從群眾觀點而言，寫得一般化的成人讀物，其作用和影響遠不如寫得好的通俗讀物。例如我國古代不少詩文集，就不如一本《三字經》；多一本或少一本一般的詩文集，中國文化不一定受多大影響；但如果沒有一本《三字經》，廣大人民的愚昧程度就會嚴重得多。”“我的理想主要是寫出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作品。”他把古人元好問的詩：“好句端如綠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黃花曲，未要千人做賞音”反其意而用之，寫了這樣一首詩：“深入淺出苦用功，雅俗共賞最稱神；陽春要學黃花曲，定要千人做賞音”，表達了他為人民大眾寫作的飽滿激清和強烈願望。辛安亭為了在他的編著中達到大眾化、通俗化目的，大量采用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又便於誦讀、記憶的歌謠（包括民歌、民謠、兒歌、童謠）的形式，這種形式的作品，被人們稱之為“通俗韻文”。他編寫了近百萬字的通俗讀物，獨具風格，膾炙人口，流傳甚廣，對兒童啟蒙和普及文化科學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所能見到他所編著的各種教材中，這種通俗韻文形式有短篇120首，三、四、五言長篇各一章。以通俗韻文編寫的專著，計有三言的一部（《新三字經——兒童三字歌》），四言的三部（《日用雜字》、《農村日用雜字》、《工作方法四字經》），五言的一部（《兒童家庭教育五字歌》），七言的一部（《曆史歌》）。
辛安亭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在學術問題上不虛張，不苟同。他畢生致力於教育、出版、著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尤其在基礎教育和教材建設上做出了很大貢獻，對出版編輯工作也總結出了很多寶貴經驗。他所撰著的作為基礎教育的通俗讀物，流傳很廣，影響很大，受到普遍稱讚。辛安亭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生活儉樸，從不特殊。由於他對教育事業的貢獻，也由於他具有高尚的人品道德，使他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