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寬容的文明
伊斯蘭對異文化群體的寬容性源於它的普世性價值。它的文明興起之時即呼喚“人類啊”！而沒有說“阿拉伯人啊”！它召人於“眾世界的主”《古蘭經》（2：21）；（1：2）。，而沒有說“穆斯林的主”，或“阿拉伯人的主”；它宣布自己的使命是針對全世界的，而非區域性的：“我派遣你，隻為慈愛全世界。”《古蘭經》（21：107）。
在先知及其正統哈裏發的時代，對非穆斯林的寬容、人類的平等觀念被生活化了：伊斯蘭不承認“優等民族”、“上帝的選民”等人為的理論。先知說：“人類是平等的，仿佛梳子的梳齒一樣。”“阿拉伯人不比外族人優越，外族人也不比阿拉伯人優越；白種人不比黑種人優越，黑種人也不比白種人優越。優越性隻憑對真主的敬畏程度而論。”
歐麥爾任哈裏發時期，在與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簽訂的協約中明確寫到：“其他宗教的信奉者，其生命、財產、教堂、十字架等都享有安全保障；教堂不允許其他人居住，教堂中的任何設施（包括十字架等）都受到保護，不得破壞；任何人不得歧視基督教徒的信仰，不得傷害他們……”泰伯裏：《民族與帝王史》，第一卷。正是這種法律上把國家元首與非穆斯林公民（異文明群體）等量齊觀的文明，“引發了一場重大的世界曆史和文化的變革”，帶來了“一個哲學和科學大師輩出的時代”J.L.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東方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0頁。。
伊斯蘭文明的另一寬容性體現於，生活在伊斯蘭國家裏的非穆斯林，伊斯蘭並不要求他們在關乎自己宗教特性的領域（如結婚、離異等家庭律例）去執行伊斯蘭的教律，針對非穆斯林公民留下的指示是：“讓他們自由處理自己的事情。”對於非穆斯林認為“合法”的事情，伊斯蘭並不為難他們。如豬肉和酒，前者是《古蘭經》明文禁止食用的，後者在伊斯蘭中被列為萬惡之源，但伊斯蘭並未禁止非穆斯林吃豬肉、喝酒——盡管對基督教徒而言，放棄這些東西的話，對其宗教信仰並無大礙。不僅如此，部分穆斯林教法學家主張，誰損壞了基督教徒的豬肉或酒，應當照價賠償優素福·格爾達威：《伊斯蘭文化：開放與閉關之間》，黎明書局2000年版，第28頁。。
美國學者埃斯波西托談到伊斯蘭的寬容政策：“對於拜占庭和波斯領土上的許多已屈從外國統治的非穆斯林來說，他們並不是失去了獨立，伊斯蘭的統治隻是意味著統治者的變換，而且，新的統治者更為靈活、更加寬容。現在許多人享受著更大的地方自治，繳納的稅收也更低……從宗教的觀點看，伊斯蘭教證明是一種更加寬容的宗教，它給猶太人和當地的基督教徒提供了更大的宗教自由。”J.L.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東方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即便是對素有爭議的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埃斯波西托也寫到：“這種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政策與當時基督教國家的狂熱褊狹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穆罕默德二世時代，巴爾幹的農民常常說，‘土耳其人的頭巾遠勝過教皇的三重冕。’”J.L.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東方曉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
在談到伊斯蘭文明的特點時，英國中東史學大師伯納德·路易斯說：“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文明在高峰時代，是傲視群倫地氣派——在許多方麵，它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當時的最高點。……伊斯蘭教並不是第一個其發言人宣稱托付給他們的真理為普世而獨特的宗教，他們並認為自己是上帝最後啟示的唯一監護人，他們有義務把這個最後的啟示帶給普世大眾。但是，穆斯林卻是頭一個為完成這個目標而做出巨大進步的群體，他們締造出一個宗教文明，它超出了單一種族，或單一地區，或是單一文化的界域。中古盛期的伊斯蘭教世界是國際化的、種族多元的，甚至是可以洲際連接的。”“相較於從上古延續到現代的希臘化文明，伊斯蘭教文明走的是另一條路子。我們可以說，在向現代的普世文明邁進一事上，提供了更大展望的並非是希臘人或拉丁式的基督教文明，反倒是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教文明。”伯納德路易斯：《中東：自基督教興起至二十世紀末》，鄭之書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78—279頁。
二、伊斯蘭教回應西方挑戰的四種方式當代恐怖主義的組織和活動,有許多打著宗教的旗號,或帶有狂熱的宗教色彩,從而產生“宗教恐怖主義”、“伊斯蘭恐怖主義”等似是而非的觀念。這種對錯綜複雜的當代恐怖主義進行簡單畫線和概括的做法,顯然會模糊或誤導我們對問題的深入分析和認識,助長一些偏見和錯誤傾向。由於伊斯蘭世界恐怖活動比較活躍,也由於西方長期以來將伊斯蘭複興主義視為威脅,伊斯蘭教受到的誤解更為普遍和嚴重。美國學者埃斯波西托指出,由於這種傾向的長期存在,“結果伊斯蘭教和伊斯蘭複興主義被化約為反西方的伊斯蘭的原型,化約為伊斯蘭教向現代性開戰,或穆斯林的憤怒、極端主義、狂熱主義和恐怖主義。在許多人的腦海中,原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結下了不解之緣。選擇性的因而也是偏頗的分析,增加了我們的愚昧而非知識,狹窄了我們的視野而非拓寬了我們的理解,加劇了問題而非為新的答案開辟了道路”J.L.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頁。。因此,我們需要根據宗教的社會功能對宗教與政治、宗教派別與宗教極端主義作出區分,從而結合宗教史上的先例,對伊斯蘭對於西方文明的衝擊回應作出比較客觀的分析，進而理解恐怖主義在宗教中的地位和緣由。
概而言之，伊斯蘭教大體上以四種方式來回應西方的挑戰，每一種都對與西方的關係產生一定的影響。
第一種方式是拒絕和規避，可以稱為文化保守主義態度。許多虔誠的穆斯林仍把西方列強視為不可理喻的異教徒，號召用“聖戰”來打敗他們詳見吳雲貴：《近代伊斯蘭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0頁。。後來發現無法用武力戰而勝之，才轉向拒絕和規避的方式。如同“聖戰”一樣，拒絕和規避也是伊斯蘭教所固有的傳統方式。拒絕，是指否認西方觀念和製度的先進性，拒絕與歐洲人合作。規避，是指不與強敵正麵交鋒，像當年先知穆罕默德那樣率領信徒轉移到一塊遠離殖民統治的安全之地。
第二種方式是世俗主義與西方化，可以稱為實用主義態度。奧斯曼帝國、埃及和伊朗的穆斯林封建君主都曾采取這種學習西方以自強的方式，但都未能真正實現富國強兵之夢。所謂世俗主義與西方化，是指在學習西方在軍事、行政、教育、經濟、司法等領域的改革經驗的同時，限製大一統的伊斯蘭教，使之成為個人生活領域中的私事，而與國家和社會公共生活無涉。但這種自上而下的現代體製改革，旨在加強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製，絲毫不意味著“還政於民”，或與人民分享權力，因而也不可能指望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政治改革的底線是名義上的君主立憲製，它的最終失敗也完全在預料之中。
第三種方式可稱為伊斯蘭現代主義。伊斯蘭世界的現代改良主義始自19世紀下半葉，終止於一戰結束以後，是由世界各地一批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知識精英發起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這些穆斯林知識精英在政治立場、思想傾向上互有差異，但他們都有共同的矛盾文化心態：既仰慕近代西方工業文明，又對異域異質的西方文化抱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與18世紀的伊斯蘭複興運動不同，19世紀的現代改良主義運動不再是一個“向後看”和回歸傳統的運動，而是一個朝向西方文明的運動。現代主義者們崇尚科學、呼喚理性、提倡教育、重視改革，以較為冷靜和客觀的心態來對待外來文化，以嚴肅認真的精神來審視伊斯蘭文化傳統。他們最重要的曆史功績在於，試圖尋找到一個東西方文化溝通的契合點，以便引進源自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增強伊斯蘭自身的力量。阿富汗尼明確指出，伊斯蘭世界的衰落是西方殖民主義、東方君主專製製度和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宗教權力機構造成的。他認為伊斯蘭應當成為進步和改革的宗教，理性和科學的宗教，一種富於工作倫理的宗教。為此，伊斯蘭教的東方需要一個馬丁·路德式的人物，而阿富汗尼也被一些西方人看作是東方的馬丁·路德。阿富汗尼對東西方都采取辯證分析的態度，他認為，“西方既是問題也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可以認為，現代主義的曆史地位和作用，從根本上說，就在於它為東方的穆斯林國家引進、吸納現代的科學、技術和政治思想（憲政製度和代議製政府）提供了一種不可或缺的伊斯蘭的理論依據。
回應西方挑戰的第四種方式是民族主義和民族獨立運動，它的興起對東西方關係史的影響超過所有其他回應方式。中東三種形態的民族主義都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興起的，而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情況更為複雜，這裏不可能逐一展開討論。下麵我們將集中討論與本文主題關係更為直接和密切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民族獨立運動。
民族主義對西方挑戰的回應有兩大關注點：在反對西方殖民統治過程中形成的民族主義政黨及其取得國家政權後對西方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義按其地理分布有兩種基本形態。一個是東阿拉伯的民族主義，包括更加重視領袖人物作用的納賽爾主義和以敘利亞、伊拉克為中心的複興社會黨民族主義。另一個是西阿拉伯的民族主義，包括突尼斯民族主義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它們與伊斯蘭現代改良主義關係更為密切。兩者之中以東阿拉伯民族主義、特別是納賽爾主義影響更為廣泛。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是一種隻有共同語言和宗教信仰而沒有統一的祖國版圖的民族主義。這種反常現象，在許多阿拉伯人看來，是由主宰中東事務的歐洲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因此，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願望一直是與實現阿拉伯統一的政治目標密不可分的。歐洲對阿拉伯人的曆史債務就在於它在奧斯曼帝國解體時沒有允許整個阿拉伯世界獨立，以便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民族國家，而是將它人為地分割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但這隻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們的一種願望或說法，實際上即使是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它的亞、非阿拉伯領地之間也是互相獨立的。總之，在1920年為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產而簽署《塞弗爾條約》時，在整個阿拉伯世界除希賈茲（今沙特阿拉伯的一部分）地區外，都是英、法的勢力範圍，沒有一個實體是享有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個曆史舊賬隨著二戰後英、法退出中東和阿拉伯國家相繼取得獨立算是還清了。但作為阿拉伯、伊斯蘭與西方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阿拉伯民族主義形式與內容不相稱中起到了某種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