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文平“9·11”恐怖襲擊發生後，雖然不論美國還是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教主流，都明確表示在反對恐怖主義鬥爭中，要把極少數恐怖主義分子與阿拉伯國家或伊斯蘭教區別開來。但是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持續不斷，世人更多地被每日的新聞所影響，學界也不乏響應亨廷頓“文明衝突”說的擁躉。本文就是從曆史的角度來闡釋伊斯蘭教和恐怖主義沒有必然的聯係，它所反映的是當代社會以西方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性單向度思維和多元文化可能性之間的劇烈互動。
一、伊斯蘭文明的主要特征1多元的文明
行文之先，我們有必要對伊斯蘭的曆史和主要特征做一番綜述，從中可以探究曆史上的伊斯蘭到底具有何種特色。伊斯蘭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蘭文明容納了各種不同宗教、國籍、膚色的民族，沒有因為這些文化成分的差異而把他們逐出這一文明之外。對於人類在宗教及其他文化成分中的不同和差異，《古蘭經》啟示：“假如你的主意欲，他必使眾人成為一個民族，但他們會不斷有分歧和差異，……他為此而創造了他們。”《古蘭經》（11：118—119），《古蘭經》注家們說：“為此”即指人類的差異。至於人類在差異中的迷茫或偏離，隻有真主有審判權，而且是在後世，在今世他人無權清算。真主說：“你應當召人於此道，你應當謹守天命，常守正道，不要順從他們的私欲。你說：‘我確信真主所降示的經典，我奉命公平對待你們。真主是我的主，也是你們的主。我們有我們的工作，你們有你們的工作，我們不必和你們辯駁。真主將集合我們，他是唯一的歸宿。’”《古蘭經》（42：15）。
從中世紀曆史看，影響阿拉伯、伊斯蘭與西方關係史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十字軍東征。這場被西方史學家描述為“十字對新月”的戰爭總共有8次戰役，時斷時續地持續了近200年的時間，雙方都自認為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中世紀曆史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很難用現代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理論加以評判，因為在封建帝國時代，強大的民族統治弱小的民族、強國侵犯和吞並弱國的事例可以說是司空見慣。但十字軍東征又有其特殊性，它是從黑暗中崛起的歐洲，為遏製強大的伊斯蘭阿拉伯帝國的擴張勢頭，以宗教名義發動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之所以發生在11世紀，是因為11世紀是伊斯蘭教的東方與西方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一位西方史學家在描述當時歐洲人的曆史心態時寫道：“直到10世紀，西方還是一塊貧窮落後、愚昧無知的地方，它朝不保夕地保衛著自己免遭蠻族從海上和陸上發動的襲擊。而在長達4個世紀的時間裏，伊斯蘭卻享受著內部的和平與安寧，除了國內戰事而外別無煩惱。因此，他們才能建立起輝煌的、令人難忘的城市文化。現在，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貿易和商業已在西方複興，城鎮和市場到處湧現，人口也在增長，藝術和科學以一種羅馬帝國以來不曾聽說過的規模發展壯大。”J.J.Sanders,Medieval History of Islam,London,1965,p.154.後起的歐洲急於收複失地是無可否認的曆史事實，因為阿巴斯哈裏發帝國（750—1258年）的興起以及塞爾柱突厥蘇丹國在小亞細亞建立政權已經直接威脅到拜占庭帝國的生存，但拜占庭的失地由歐洲來收複，顯得師出無名。正是為了名正言順地發動十字軍東征，以“拯救靈魂”為使命的基督教首次成為對異教徒舉行“聖戰”的工具。因此，11世紀末當拜占庭的軍隊遭到阿巴斯的軍隊重創時，拜占庭皇帝亞曆克修斯一世立即決定向基督教的西方發出求救呼喚。他把國家安全受到的威脅說成是異教徒對基督教信仰的威脅，呼籲歐洲基督教王國和羅馬教庭組建一支十字聯軍，打通從小亞細亞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聖地的“朝聖通道”，進而從異教徒手中“解放”聖地耶路撒冷。而此時的耶路撒冷，自638年被阿拉伯軍隊征服以後已有400餘年的時間。在穆斯林的統治下，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護，教堂、聖地、聖物成為他們自由光顧的宗教活動場所。外地香客的朝聖活動也從未中斷，但當時耶路撒冷聖地的重要性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11世紀到此朝聖的基督徒總共隻有117人賽義德·菲亞茲·馬茂德：《伊斯蘭教簡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頁。。此外，長期以“異端邪說”的名義遭到打壓的古老的猶太教也在伊斯蘭“宗教絕無強迫”思想的指導下得到某種保護。阿拉伯統治者容許被基督教掃地出門的猶太人返回故土，流散於世界各地的猶太教信徒返回耶路撒冷後，獲準享有宗教自治的權利，可以在聖殿山的所羅門和大衛之城的遺址舉行禱告。阿拉伯穆斯林本著宗教寬容精神，把猶太教徒、基督徒等信奉“啟示宗教”的信徒統稱為“有經人”，其地位當然要低於信仰“真主”的穆斯林，但仍與他們和平相處，甚至可以娶“有經人”的女子為妻。為紀念穆斯林軍事征服的勝利，阿拉伯人在聖殿山上興建了兩座清真寺，即保存至今的阿格薩清真寺和以二世哈裏發命名的歐麥爾清真寺。從阿拉伯穆斯林攻占耶路撒冷到1096年歐洲基督徒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從未聽說過在多種宗教信徒聚居的耶路撒冷發生過一次宗教衝突，更未有什麼“文明的衝突”，留下的隻是各教居民友好交往的佳話。十字軍東征卻從根本上改變了東西方關係的格局。長達數世紀之久的和平共處，“現在毀於一連串的基督教反對伊斯蘭教的聖戰，並留下了一份不信任與誤解的恒久的遺產”J.L.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00頁。。
伊斯蘭文化的多元性還體現在，《古蘭經》和《聖訓》雖然是神聖的立法源泉，但除了信仰、功修、倫理等方麵的少部分被稱為“斷然”的內容外，其大部分明文允許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為它們屬於“或然”的內容。著名的四大教法學派的產生，乃是對經典明文多元理解的產物，是伊斯蘭文化的正常現象，是伊斯蘭文化多樣化、多元性的具體說明。教法學派類似於諸子百家，不過屬於多元性、互補性的差異，並非是對立和衝突的關係。如果說，伊斯蘭文化允許對作為根本行為大法的《古蘭經》和《聖訓》有不同的見解，那麼，其他生活領域中的多元化自然是伊斯蘭文明中不爭的事實了。
2開放的文明
《古蘭經》指出自己的使命是證實以前各民族所受的啟示：“我降示你這部包含真理的經典，以證實以前的一切天經，而監護之。”《古蘭經》（5：48）。即《古蘭經》旨在證實前人所受經典中的真理，肯定前人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並加以補充和完善。可見，伊斯蘭文明的根本使命是來補充和構建已有的人類文明，而非抹殺和搗毀它。先知穆罕默德說：“我的使命是為了完善一切美德。”從而對以前的猶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及一切天啟宗教的文明給予肯定。故而伊斯蘭要求穆斯林必須信奉所有天啟經典和所有的先知，惟其如此，其信仰才算完美：“使者確信主所降示他的經典，信士們也確信那部經典，他們人人都確信真主和他的一切天使、一切經典和一切使者。〔他們說〕：‘我們對於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視。’”《古蘭經》（2：285）。
伊斯蘭對不同人類文明的包容性還體現在，“每個民族都有一個引導者”，“沒有一個民族則已，隻要有，其中就有警告者曾經逝去了”，“派遣使者之前，我不會懲罰”。《古蘭經》（13：7）；（35：24）；（17：15）。根據這些經文，真主不僅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派遣過使者（如穆薩〔摩西〕、爾撒〔耶穌〕和穆罕默德），而且給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及一切人類文明實體都派過使者。現代伊斯蘭思想家納迪姆·艾勒·基斯爾在他的名著《信仰的曆程》中談及古希臘哲學家時說：“我更傾向於認為，在埃及、中國和印度，古人的許多哲學是天啟的遺跡，卻被曆史湮沒；留下那些遺跡者被列入哲學家，而或許他們就是先知，或先知的追隨者。”納迪姆·艾勒·吉斯爾：《信仰的曆程》，優博譯，罕戈校，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0頁。那麼作為一個穆斯林，即使你不同意某個宗教和文明的一些局部內容，但也不可以對那一宗教和那一文明的奠基者妄加評論，甚至出言不遜。這或許就是對如下《古蘭經》教誨的一種解讀：“我們對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視。”這種開放心態，是穆斯林認知和對待人類一切文明的立足點，這種寬容的態度無疑是當代多元社會各民族相處的最佳道路。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傳播伊斯蘭文明的時候，並沒有完全廢除之前阿拉伯人的一切習俗和文化，而是有所取舍。比如朝覲儀式中保留了阿拉伯人由先知伊布拉欣（亞伯拉罕）承繼的索法和麥爾臥之間的奔馳禮，取消了部分阿拉伯人裸體巡遊天房的做法；婚姻法中取消了阿拉伯人以前的三種婚姻形式，而保留了另一種，即今天穆斯林的婚姻形式；優素福·格爾達威：《伊斯蘭文化：開放與閉關之間》，黎明書局2000年版，第37頁。穆罕默德采納部分弟子的建議，采用了其他國王們所用的印章，上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聯軍戰役時，采納波斯人賽裏曼的建議，挖壕溝來抵禦敵軍；聖門弟子們曾吸收過羅馬人的行政管理製度和波斯人的田賦製度……優素福·格爾達威：《伊斯蘭的總體特色》，罕戈譯，民間刊印本，第200—201頁。
第四位哈裏發阿裏說：“知識是信士遺失的寶物，應隨時求取，哪怕它來自多神教徒呢！”中世紀的穆斯林，既能恪守自己的信仰和文明特色，又能吸取波斯、羅馬、印度諸文明中有益於自己的成分；同時他們汲取希臘學術遺產，加以翻譯、提煉，並注入新的內容。穆斯林的學者和領袖們支持他們的這一行動，並參與其中優素福·格爾達威：《伊斯蘭的總體特色》，罕戈譯，民間刊印本，第201頁。。他們隻是對希臘文化中有違自己信仰和方法論的部分予以抵製，如希臘哲學中的形而上學等。“柏拉圖的學說和亞裏士多德的學說，憑借伊本·西那和伊本·魯世德兩人而傳入拉丁世界，從而對於中世紀歐洲的哲學研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69頁。這是伊斯蘭文明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典型例證。正是這一開放的文明，啟動了“百年翻譯運動”及獨占鼇頭的伊斯蘭科學文化。美國學者希提說：“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僅是一個帝國，而且是一種文化。他們繼承了在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地中海東岸上盛極一時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臘—羅馬文化的主要特征。後來，他們把其中許多文化影響傳到中世紀的歐洲，遂喚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歐洲走上了近代文藝複興的道路。在中世紀時代，任何民族對於人類進步的貢獻，都比不上阿拉比亞人和說阿拉伯話的各族人民。”希提：《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