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開放，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努力從體製機製上解決製約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從改革開放後我國曆經的六次宏觀調控來看，我們有豐富的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這一切必將使十六屆五中全會能更為宏觀地、曆史地、科學地認識和總結中國的經濟運行規律。在調整經濟過熱的同時，避免經濟走冷的趨勢，從國際國內兩個戰略高度出發，規避可能出現的經濟風險。與前兩屆的五中全會相同的是，此次十六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也是研究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與曆屆五中全會的召開相似，十六屆五中全會也正好處在中國已經和正在進行著的第六次宏觀調控的時間段上，而我國實行的“有保有壓”的調控，已經把經濟過熱的現象壓了下來，而到了2005年，我國又繼續對房地產過熱現象進行了整治。但是在今後的宏觀調控政策上和過程中，它不僅會表現在總量的調控上，還會表現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上，宏觀調控不僅作為一項短期、臨時性的政策，而且應該貫穿於“十一五”期間經濟社會運行的始終。所以，堅持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就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形成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體製環境，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提供有力保障。這是針對當前和今後麵臨的一些機製和體製性問題所提出的。
在“十一五”發展規劃時期，要著力完善現代企業製度和產權製度，進一步健全宏觀調控體係。另外，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就要形成一整套有利於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節約能源資源的體製機製，並在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中，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第四，要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健全和創新社會管理體製和管理方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往往是一個產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的特殊時期，這個過程既充滿了新的機遇，但又麵臨各種潛在的社會風險。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時期恰好與中國的改革發展關鍵時期相合拍。因為在這一關鍵時期，中國的改革發展已經進入了攻堅階段，各種積累遺留和潛在的大量問題都暴露出來了，並已經對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運行產生了新的威脅。所以，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應該在體製和政策導向上反映出對人民群眾的關注。人民群眾既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者，必然也應該成為我們這個社會成果的享有者。當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分配也是有差異的，這具體反映在社會群體之間、社會成員之間在財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麵。我們要繼續保護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創造和積累起來的財富及其財富的擁有者，要繼續支持並保護靠合法勞動和創造先富起來的群體，不能沒有效率地搞平均主義，但我們也需要重點關注一些群體超常規地獲得利益，而另一些人民群眾和社會上弱勢群體生活的改善卻趕不上相應的社會發展進步水平，從而使過大的貧富差距導致社會發展的不和諧。應該看到在未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要迎接可能遭遇到的幾個挑戰：一是在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的壓力。解決勞動就業機會問題、社會保障體係的完善問題、老齡社會的一係問題等；二是在能源和自然資源的消耗性使用還不科學，而土地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所造成的經濟發展製約還沒有真正解除；三是生態環境的惡化和城市化戰略、區域間發展貧富差距問題都形成了對我們的挑戰。在“十一五”規劃實施時期，我國社會結構變化會顯得比以往更快，而一係列的社會矛盾將會更加突出。所以“十一五”時期，要從解決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出發，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分配，更加完善社會管理和協調機製，保證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而注重社會公平，就要更加注重民主法製建設，保持社會安定團結，才能創造出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動員全黨全國人民要繼續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緊緊抓住不斷出現的發展機遇，積極妥善地應對來自各個方麵、各個領域中的挑戰，努力開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新局麵，全麵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為後十年順利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