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意到，美國主流政治界正在擺脫以往簡單化的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窠臼，開始對中國有了一個比較現實的、較為深切的認識。即使是持所謂新保守主義觀點的人們，他們的中國觀念也已開始轉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美國社會主流中國觀念的轉型，與中國的自我認識有著重合之處。近年來中國提倡的“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概念，其實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施加於自身的政治責任架構。其實，我們講“和平崛起”，並不是單純地講或者局限於宣傳“崛起”的和平途徑與和平方式，更重要的關切應當是中國和平崛起，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所擔負的責任，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即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意義，即中國在謀求自身成長和發展的同時，與世界和國際體係之間建立一種建設性的關係。中國人民選擇了加人現存世界體係，而不是另立體係。中國選擇可以導致世界共贏的經濟而非政治軍事為先導，與國際社會交往。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目前所取得的國際地位，與其說是來自中國對現行國際體係的接受，莫如說是得益於中國確立自身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行為模式的努力。如此看來，確立中國自己負責任的大國的國際行為模式，已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題中應有之義。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必須考量應當在國際社會中履行怎樣的責任及如何履行這些責任。同樣顯見的是，對責任的界定本身，就將是中國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互動的結果。
（五）中國參與、接受當今國際體係，是國際秩序的建設者
“中國和平崛起”題中之義就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融入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潮。托爾斯泰在他的一部小說中說過一句話，叫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說明一個道理，盡管各國人民曆史經曆，文化背景差異巨大，但人類對什麼是美好的、什麼是醜惡的看法大體是相同的，人類存在普世價值。中國和平崛起，也是人類普世價值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實現。當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這符合人類的利益和意願，中國崛起就是融入國際社會，成為和平與發展大潮的一部分。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中國特色”的，中國追求的目標和崛起的結果安全是“普世”的。把中國的崛起看成是“中國的威脅”是誤解，是偏見，是對中國人追求普世價值的否定。
充分研究大國興衰的曆史規律和現行國際關係的規則，我們認為，現存國際秩序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不能簡單看成是19世紀大國秩序的延伸，因為在過去100年裏世界秩序是在變化的，中間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及十月革命一蘇東劇變一兩極世界解體這樣巨大的曆史震蕩。毋庸諱言，這100年間人類文明所取得的巨大進步，許多都已被吸收進了現存國際秩序、國際製度中去了。當我們說“和平崛起”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已摒棄了傳統的“霸權更替”、“權力轉移”的陳舊觀念，它實際上是在表述，中華民族正在通過實現現代化而成為一個更加偉大的國家。在現代中國人的語彙中，“崛起”等同於“現代化”、“比較快速的發展”、“顯著的進步”、“成為負責任的大國”，等同於“對人類文明做出較大的貢獻”。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百年以來的夢想。這樣就從根本上規定了，和平不僅是中國崛起的途徑，而更將成為其目的與結果。當我們用和平來規範“崛起”，盡管對於“和平”仍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崛起”的性質就顯得十分清晰了。和平崛起，無疑超越了傳統權力政治學的偏見。和平首先是國內的和平。中國崛起的最堅實基礎，是建立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基礎上的國內和平。這樣，中國就可以從根本上避免一些國家中所發生的大規模的國內衝突與混亂，坦然走向發展之路。有了這個基礎，中國外交政策的和平取向，就將成為奠定中國在國際體係中道義與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中國的發展與現代化，將為這個國家帶來社會繁榮和穩定，而中國的長治久安將給國際社會帶來和平與安全。
中國是國際秩序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對於這一點，國際上總有一些人持懷疑態度。這除去他們的偏見外，也與我們宣傳中的偏頗有關。
長期以來，我們經常講國際新秩序、舊秩序的差異和對立，但對二者的聯係和承繼關係，它們之間的演化過程卻說得很少。這樣，就給人們一種感覺，似乎中國崛起以後就要對現行秩序來一場“革命”，由此使一些人產生“中國威脅論”。應該明確指出，這是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