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國是否會走傳統大國崛起的道路？縱觀曆史，凡是走爭霸道路，依靠軍事實力獲得全球影響力的強國，最終都難逃失敗的命運。中國不會選擇這條道路。其實，曆史上也並非沒有過和平崛起的先例。正如德國前外長菲舍爾所說，當50年前羅伯特·舒曼提出“歐洲聯邦”設想的時候，歐洲曆史即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過去的年代中，歐洲一再遭受可怕的爭霸戰爭的蹂躪，而“歐洲一體化是對一百年來維持歐洲大國均勢這一棘手問題的回答”，即充分進行了曆史反思的歐洲國家，徹底“擯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時形成的力量均衡的原則、歐洲均勢體係的原則、單個國家謀求霸權的原則。”戰後50年，當代歐洲各國所共同創造的“歐盟式崛起”的和平發展模式，已經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最現實的例證和最有力的曆史注腳。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要不要做列強，會不會成為列強。我看，對於人口結構中將長期存在8億農民，人均GDP尚隻有1000美元的中國來說，還沒有資格談論此事。將來，中國強大了，既不會謀求做列強，也不會成為列強。“列強”這個詞在中國近代曆史詞典中實在具有太多的意涵。近代史上，東鄰日本，明治維新後走上了一條列強之路，為禍東亞，為禍世界，也為害了自己，終在二戰中嚐到徹底失敗的苦果，到1945年之後，不得不重新補課，重走現代化發展之路，至今未繞出曆史的怪圈。中國的發展必定要汲取這個曆史教訓，不做列強並不是不做強國，而是做了強國也不逞強，也不欺負別國，也不稱霸。而是做負責任大國，貢獻於國際社會，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積極力量。何況，5000年文明積澱下來的中國文化的內在規定性，也從根本上排斥並限製了中國成為“列強”的可能。一個不追求成為列強，也不可能成為列強的中國，必然要走一條和平崛起，即和平發展之路。
（三）什麼樣的中國對世界有利？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中國的這種發展，主要是通過自己同自己的較量，即通過克服自身諸多弊端實現的。因此我們的口號叫“改革開放”，即革除自己內部那些阻礙或不適應快速發展的因素，打開國門，虛心學習和引進世界各國一切有利有助於我們快速發展的文明成果，搭乘世界發展的列車。這就從根本上規定了，這種“崛起”對世界來說是和平的，也隻有世界的和平才能保證中國的發展。認為中國崛起必然同世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的看法，是用上個世紀初帝國主義橫行時期的思維方式和目光觀察全球化時代世界事物，是時代的錯位。
也就是說一個13億人口的亞洲大國，如果她貧窮和落後了，那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穩定因素，那時才是真正的威脅。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隻有在充分的經濟繁榮、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的民主這樣一種背景下，才是亞洲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建設性力量。我們希望在一個相對比較短的時期內，實現比較快速的，而且是健康的、高質量的經濟社會全麵的發展。這裏麵又包含著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同時倡導建立和諧世界。這有兩方麵的任務，一是這150年來，中國落後了，沒有跟上世界潮流。1949年以後雖有發展，但是也沒趕上。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如果繼續貧窮下去，將是整個世界的一個非常不安定因素，並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要謀求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追上世界大潮。其二，在追上世界大潮上的同時，我們希望對人類文明有一個更大的貢獻。
（四）“中國威脅論”的根源之一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崛起缺乏準備
談到中國和平崛起，必然無法回避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威脅論”的根源是多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際社會，尤其是目前主導國際體係的大國對中國崛起這樣一個事實的關切。這種關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的發展不僅在現實中讓整個世界感受到了她的力量，而且中國發展的成敗將成為從根本上影響21世紀人類文明進程的大事件。近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速度和規模，令世界矚目，使得國際社會及現存的國際體係，某種程度上並未做好從製度、文化（國際社會心理）、技術上容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的準備。盡管如此，中國堅定奉行“和平崛起”道路，遵守規則，主動融入國際體係和秩序，使西方傳統的大國崛起理論不再適用，仍為國際社會帶來了新鮮的氣息，使惡性的遏製、圍堵戰略，變成了不合時宜的跛腳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講，麵對“中國崛起”的迅速、平穩態勢，國際社會的主要力量，即一些大國，一時間多少有些“無所適從”，缺乏足夠的心理和體製、機製上的準備，繃緊了冷戰思維的敏感神經，不僅未減輕對“中國威脅”的關切，似乎反而更增加了。許多問題亦隨之浮上台麵：例如，中國是否願意遵循並履行現存的國際規則？中國進入國際體係是否謀求改變這個體係？國際社會能夠容納和承受中國的崛起嗎？中國要和平崛起，就必須對外界這些擔憂給予充分的重視，並對其所涉及的問題，給予正麵的回答，僅僅被動的回應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