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冬天，胡適在歐遊道上寄了一封信給徐誌摩，他強調：“不妄想天生狄克推多來救國，不夢想捷徑而決心走遠路，打百年計劃。”“我想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歐遊道中寄書》）當時他準備“回國後即積極做工”。回國後雖在新月社、北大複興和獨立評論幾方麵有過積極的表現，但理想中的百年計劃的“大事”還沒有機會施展。直到抗戰後就任北大校長，他才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要想“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他認為“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它們盡力發展它們的研究工作，使它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它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隻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隻有這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獨立時論》，1947年9月28日）這個意見一出，立刻得到國中熱烈的批評和討論，大家至少承認聽任高等教育與學術自然演變是不好的，有計劃地發展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很快地，大陸“變色”了，這個計劃也就跟著流產了。
十一年後，1958年的4月10日，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以吳大猷先生所擬的《長期發展科學的方案》為藍本，經商討後，8月22日就獲得政府的支持，五個月後就正式成立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教育部部長”兼任，象征著最高學術機構與最高教育機構的合作。從1959年度到1961年度，隻靠著不能算多的台幣，非常有限的美金，一個執行秘書，三個專任職員，就把這個計劃奠定了事實上的基礎，“使這件百年大計在最艱難的環境裏有一點微細的開始”，這不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嗎？
1961年1月29日，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委員會議上，胡適說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話，他說：
……這是一個起點，一個有希望的起點。在這樣很困難的情形之下，我們能夠有一億一千萬台幣用在“長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的開山工作上麵，我們至少可以說科學在自由中國已開始得到“重視”，開始得到“資助”了。我們當然不可感到滿足，我們至少應該感覺我們的責任之大。我們應該感覺古人說的“任重而道遠”五個字的意義。為國家計劃發展科學，這個責任“不亦重乎？”我們的任務是“長期發展科學”，“長期”“不亦遠乎？”……兩年的工作，隻做了一點探路的工作、開路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平心靜氣想想這條“遠路”的藍圖了。（《發展科學的重任和遠路》，《新時代》第一卷第二期）
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我們隻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餘事！
在上麵一係列的肯定裏，我必須抱歉我沒有肯定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在邏輯上，我說這話並非意謂我在否定他。我隻是認為這屬於胡適個人的小問題，或者他影響下的那個“新樸學集團”的小問題。梁啟超說胡適“學問成家數”，至少我個人，我不承認在嚴格的尺度下，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我寧願承認他是一個褪了色的詩人、一個落了伍的外交家、一個最卓越的政論家、一個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對幾個重大問題追求的“純度”，也許還是有問題的。例如以一個曾經“很熱烈地頌揚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個曾經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居然花極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在東方“學術”的考證上、辨偽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關漏稅的思想方法訓練，這是不能叫人心服的！如果我們說他所以如此，乃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的一點“曆史癖”“考據癖”，我們反倒會同情，反正他的天才過剩，不浪費一點，他是難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盤西化”上認真，卻在吳稚暉筆下《〈國故〉的臭東西》上認真，認真搞他自己筆下的那種“開倒車的學術”，寧肯犧牲四五十條的“漫遊的感想”來換取《白話文學史》的上卷，毫不考慮兩部著作對世道人心孰輕孰重，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