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談政治對他是一件苦差使，他寧願寫一篇一萬字的李覯的學說，也不願寫二百字的社論，可是既然談了，就不容易停手，從此便開了胡適談政治的局麵。但他談政治的表現卻經常是輕人之所重而重人之所輕，在眾人高叫打倒“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時候，他卻說我們真正該打倒的“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在大家高叫暴力的革命的時候，他卻說我們應該走演進的路，從事“自覺的改革”。民國十八年，他的《人權論集》中的文字給他帶來另外一種麻煩，一度黨部曾請政府警誡他，鬧得極不愉快，他隻好引用“鸚鵡救火”的故事來告別上海。其實鸚鵡是招人喜歡的，既然連鸚鵡都不能做，他隻好再做一次烏鴉。
“九一八事變”帶來了一個新刺激，幾個老朋友的“挾持”，又引起了胡適大談政治的熱心，他創辦了《獨立評論》，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老實話”，同時討論當時的幾個大問題，其中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便是影響深遠的一場論戰。
五四前後，中國似乎已沾染了19世紀以來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雖能保持一種“局促的平衡”（uneasy balance），但是內部的醞釀還是很熱烈。“九一八事變”帶給人們一種新刺激，憂國之士個個都急於盤算如何使中國趕緊強起來，正巧當時正是獨裁政治最流行的季節，意大利的墨索裏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地利的陶爾斐斯、蘇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都是時代的寵兒。“新式的獨裁政治”彌漫了整個世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政治趨向，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對民主與議會懷疑了，尤其是胡適的幾個朋友，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這些受過完滿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製度不可了。胡適早在《獨立評論》第一期裏，就抨擊過這種時尚的政論，他那時就主張：“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問題》）一年半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衝來了，湧起了一片擁護獨裁的浪潮。這時候胡適當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讓他的信念在左右兩派的極權夾擊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獨地抵抗這種浪潮，這個抵抗持續了十五個月，為了“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下一種忠告”：“曆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他說他
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兢兢業業地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隻鴿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一號）
這種鮮明的表示，雖然使他又一次做了烏鴉，但是無疑地，他給懷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劑強心針，向擁護獨裁的學人敲了一棒子。1934年11月27日，當局聯名通電全國，終於公開表示了“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也是民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處心積慮地懷疑中華民國的政體了，大家在民主憲政的遠路上看到了第一塊裏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四十二年後我們重看那些文獻，我們會感到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語意。對這兩個詞兒，他們缺乏冷靜而深入的理解，而他們氣質上的狂熱，又恰恰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錯誤的：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誤認做科學；談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鬥，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命的張飛，“民主”泛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主政治的《最後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得不說，這隻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
建國事業的重要基礎當然是教育。教育是最可靠的投資，但也是最緩慢的投資。可歎的是，這幾十年來，謀國之士都不能忍受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麵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戌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二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裏歎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三十二年若一切放棄，一意培養人才，對國家的益處會比任何政治改革都來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