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綠叢中，
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
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
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
隻是重溫舊夢。
——胡適《舊夢》
中國現代史上有一件大事。在民國六年的1月裏，一個貌不驚人的老頭兒到了北京大學，這個老頭兒就是蔡元培。他當時要物色一個文科學長，他的朋友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推薦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正在上海辦雜誌的陳獨秀，雜誌的名字叫《新青年》，那時候剛出了十五個月。
陳獨秀一到北大，立刻跟一些有新頭腦的教授合了流，最有名的是沈尹默和沈兼士，還有那要排斥四十歲以上老家夥的錢玄同。這些年輕的教授頗有“萬事俱備”的條件，他們想施展，可是找不到真的方向、主要的方向。在摸索中，他們忽然感到清涼了、爽快了、豁然開朗了，他們興奮得互相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感到有陣風來了。——那是東風！
東風來了，來自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民國六年的9月裏，北京大學來了一個二十六歲的新教授，蔡校長仔細看了看他，然後露出高興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歡了這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輕人。
北京大學熱鬧起來了！梁山泊上又添了幾條好漢，他們是：胡適之、劉半農（複）、周豫才（魯迅）、周豈明（作人）……
北大添進了新血輪，北大開始蓬勃了！
民國七年1月，《新青年》以新麵目出版了，六個教授輪流編輯，想開始為中國奠定“非政治的學術基礎”，培養一個思想自由的批評風氣。那一兩年間，他們最大的成績當然是胡適領導下的文學革命。這個革命在建設方麵的成績，第一，救活了當時癱瘓的國語運動，因為沒有文學的國語就不會有真正的國語；第二，把曆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變成了正宗的“白話文學”，正名為“國語文學”；第三，產生了新的白話文學作品；第四，介紹了歐美的新文學，給國語的歐化做了起點。
乍看起來，文學革命好像隻是一種形式的改革，一種文字體裁的解放，其實形式和體裁對內容有重大的影響，形式和體裁的束縛會斲喪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所以文學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會跟著到來。胡適首先看到這一點，他立刻把消極意味的“八不主義”改成了肯定語氣，他告訴人們：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非常明顯，這四行句子的精義所在已經不止於文字方麵了，它們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思想的新方向。
民國七年的6月裏，《新青年》出了《易卜生專號》，胡適寫《易卜生主義》，初次宣揚那個“真正純粹的個人主義”，他借著西方近代一個最有力量的文人的筆，借著簡明有力的白話文字，鼓吹“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
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