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長文裏，他鼓吹“說老實話”，攻擊“腐敗家庭”、攻擊“死板板”的法律、攻擊“處處反乎人情”的虛偽宗教、攻擊“許多陳腐的舊習慣”——道德、攻擊社會對特立獨行的“搗亂分子”的壓迫、攻擊他最恨的“那班政客”。他一下子攻擊了這麼多傳統的醜臉，所用的，隻不過是一個西化文人手中的一杆新槍。
很快地，非常明顯地，胡適把他走的路放寬了，文學革命很快地從一個目的變成手段，又從手段導出許許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兩三年間，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斷爛朝報的中國哲學史，澄清了浮誇淫瑣的文字障，創立了新式標點，宣傳了《不朽》論，介紹了實驗主義，攻擊了孔家店和舊式的父子問題，改革了不合人情的喪禮，鼓吹了女權和新的性觀念，最後印出了《嚐試集》，把中國文學帶到了一條新路與生路，在南社橫行、排律成風的規模裏，使老朽們麵對了新詩。
這兩三年的努力簡直是奇跡，一篇文章帶起一個思潮，一個思潮引起無數的響應而彙成一個運動，每個運動都以《新青年》為源頭。這時候，胡適代表了開明進步中國人的心聲與良知。
在南方，一位深思遠慮的革命領袖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這“一二覺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他在民國九年寫信給海外同誌，告訴他們“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他極力讚美從北方起來的那個變化，還為它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兒——“新文化運動”。
民國八年間，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略——編者）胡適於是“看不過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而“發憤要想談政治”。在第三十一期的《每周評論》裏，他發表了他的政論的導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認為：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這是胡適第一次走出書齋來談政治，可是談得非常礙眼，北方的社會主義者、南方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罵他，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思想的訓練不同，看問題的方法自然兩樣，胡適著重的是一點一滴的解放、具體的問題、必要時的存疑和個人的獨立思考的機會。胡適選擇了一種non-punitive reaction，對國家大事，訴諸理智而非情緒，重實證而反對狂熱，他勸人不要為了“目的熱”就導出“方法盲”，因此，他澆了別人的涼水。他也知道自己惹人討厭，於是他自比做一隻烏鴉，孤獨地唱了一個小曲兒：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老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