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死在1962年2月14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3點鍾，我寫下了這幾段文字：
“別看他笑得那樣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
在《播種者胡適》裏我寫過這麼兩句話。今天傍晚，這個“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臉孔，也聽不到罵他的聲音。在天路的曆程中，他轉入了苦難的煉獄——他是一個戰鬥的人，那才是他戰鬥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10月9日給他的信。有一段說：
“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係觀念好像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了。”
在我這封信前兩天，他寫信約我去南港“玩玩”；在我這封信後二十天裏，他先托姚從吾先生帶了一本小說送我，不久又轉給我一封信。可是他沒收到我的複信，也沒見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兩年十個月來，我一直沒見到他，當然再也不會見到他——一個最能播種的人兒，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種子了！
這幾段文字寫好後，我並不打算發表，所以我改寫了一篇《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發表在3月1日的《文星》雜誌裏。
胡適先生走進“地獄”後，眼看就快兩年了。兩年來，真可說是一個既“冷漠”又“吵鬧”的局麵。
何以說“冷漠”呢？這是專指胡適生前圍繞在他周圍的人說的。他們這批人，在胡適生前儼然是他們的畏友、良朋、門生、幹女婿，是“蟠龍大花瓶”的贈送者，是生日酒會的拜壽者，是“胡適合會”的“標會”者……可是在胡適倒下以後，幾乎在“屍骨未寒”的當兒，他們就變成了“不認得耶穌”的“彼得”。《新約》路加第二十二章裏，有這樣的故事：
他們拿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裏。彼得遠遠地跟著。
他們在院子裏生了火，一同坐著，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
有一個使女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裏，就定睛看著他說：“這個人素來也是同（耶穌）那人一夥的。”彼得卻不承認，說：“女子！我不認得他！”
過了不多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看見他，說：“你也是他們一黨的。”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是！”約過了一小時，又有一個人極力說：“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的是什麼！”
正說話之間，雞就叫了。主（耶穌）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
這真是一個含義深長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耶穌死後1900年，居然在台灣來了一出全新拷貝——胡適的親愛的“彼得”們，紛紛露出了他們的嘴臉，他們和當年彼得不同的一點是：彼得還會羞慚痛哭，還會在日後做個傳布耶穌思想的使徒，可是他們呢？他們都不會，他們隻會在胡適的生日、忌日裏來一番“告朔餼羊”，對遺照三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車回家。
記得胡適死後不久，胡虛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第六期（1962年3月16日）裏，翻譯了一篇《民主政治的兩種觀念》，他在譯後記裏有這樣一段話：
這幾年來，別以為有那麼多人圍在他的身旁搞什麼獻花祝壽的熱鬧事，也別以為有那麼多的男記者女記者把他當作“花邊新聞”的采訪對象，而我卻體會到胡先生的心之深處，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憂憤的！為什麼？這可從胡先生這些年來的處境想象得到的。近幾年來，胡先生固然是個人自由主義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為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聲譽，也是漸漸地為點綴這點可憐的所謂“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樣子了！君不見許多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們的談話中，充分流露出他們“對胡適的失望”。雖然如此，可是“圍剿胡適”之浪潮，卻仍是一波一波地湧過來。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滿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門生高足，際此“圍剿胡適”的風暴聲中，竟都隻會為他開祝壽會，除了一個不相幹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來說幾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來為“胡適思想”做一是非辯的！你想：胡適先生怎麼會不覺得心靈孤寂而憂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