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應召去他市內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地結束談話，好讓他靜養。可是他止住我離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雜誌，問我曾否閱讀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這又是一樁淘氣的事，我急忙設法推開，我說：“先生，我現在的範圍很窄，是凡與我本行無關的，我就懶得看它！”
“不，你應該看看這一期。”他一麵說，一麵打開雜誌指給我看，並且拿起一支原子筆準備畫。“你看，這說的什麼，這樣的輕佻浮薄！再看這兒，簡直瞎鬧。這還算是捧我場的一篇！”他一麵指給我，一麵用筆把他批評的地方畫出來。情緒已是頗不開心。
這大概就是周伯達先生所說的胡適先生對“李敖這位年輕人”的“深為”“賞識”吧？
據錢思亮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死後，他整理遺稿，發現了一封胡先生讀了《播種者胡適》後寫給我的信，可惜這封信因為被胡先生的近親好友“妥為保管（封鎖？）”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這個收信人還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麵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曆史的人，搞曆史的人隻曉得追求曆史的真相，不計其他。胡適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裏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為、他的真麵目，都對我們這個時代有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值得一個搞曆史的人去結一結賬。基於這個理由，我除了寫一部《胡適評傳》外，決定再印行這本《胡適研究》。
這本《胡適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種者胡適》，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禍首”。第二篇是《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這篇文章寫完那天，正是胡適“遽歸道山”的日子，胡適生不及見，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這兩篇文章都有許多和它們有關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隻能挑出八篇，作為附錄。
第三篇《三人連環傳》，是寫梁啟超、胡適、徐誌摩三個人的。這種連環寫法，也許可給傳記文學開一個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為某些人所欣賞，他們覺得能用這樣少的字數、刻畫出這樣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對這篇文章也頗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讀者劉星先生的誤會，在報上痛罵我，我隻好把這種批評，請到這篇文章的背後，作為附錄。
第五篇《胡適對蘇俄看法的四階段》，是寫胡適的一段思想變化的曆史，可算是《胡適評傳》中的一小節，這段曆史，我在《胡適評傳》中還要細細寫到它。
第六篇《關於〈胡適文存〉》，是一篇“特殊的”書評。最初登在《大學雜誌》，後來刪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國》。這本是我高中二年級時候所寫的一篇文字。胡適先生後來告訴我說：“雷震特別寫信給我，推薦你這篇文章。”
第七篇《評介〈丁文江的傳記〉》，也是一篇書評。對這本書缺點的指摘，我本已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時都沒有改正，我頗為失望，也頗覺得他在這一點上未免不夠虛心，他隻是笑嘻嘻地跟我說他看過我的信了，如此而已。總之，對《丁文江的傳記》這本書，我覺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傳記。
編完這本小書以後，我感到一種輕快。胡適先生跟我壓根兒沒有什麼“深厚的世交關係”，我也不是張鐵君發行的《學宗》（第三卷第二期）中所稱的“被胡適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適跟我之間，有許多緣分卻是事實。這些事實將來我總會把它們寫出來，不過那也許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現在我隻把這本《胡適研究》先印出來，用來懷念這個去世已經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時常要對我皺眉頭的“老朋友”。
1964年2月6日在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