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虛一先生這段感歎，還隻不過是專指胡適臨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現在胡適死了快兩年了，在這兩年裏頭，胡適的“門生高足”更是安靜得可愛了，他們安靜地看著，看著那個“不相幹的‘青年小子’李敖君”來開創一個“吵鬧”的局麵。
所謂“吵鬧”，應該從頭說起。
1961年的年底，我應《文星》雜誌編者的邀請，為他們寫了一篇《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葉青（任卓宣）先生和鄭學稼先生，大家打作一團，十分熱鬧。
在《播種者胡適》發表以後，讚同或變相支持我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報》的社長雷嘯岑先生（馬五先生），《中國學生周報》中的若蘭先生，《展望》雜誌中的孟戈先生，台灣《作品》雜誌中的蘇雪林先生，《民主中國》雜誌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雜誌中的王洪鈞先生、東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頭上麵、書信方麵，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調。
當然相對的，反對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來，它們的大本營就是我所謂的“三大‘評論’”：《政治評論》《民主評論》和《世界評論》。在這些刊物上，我陸續遭到許許多多的攻擊和謾罵，可是我實在懶得理他們。對《播種者胡適》的問題，我隻寫過一篇《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的文字，來答複葉青先生和鄭學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葉、鄭兩先生，我也隻答複一次，當他們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馬槍的時候，我也懶得辯駁了。
我為什麼不再答複葉青先生和鄭學稼先生？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覺得對這兩位先生，從文字上、枝節上跟他們辯論是沒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們的。要了解他們必須從他們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紮下，從“基本思路”上來探討他們寫文章時的理論背景和“心理運作”（mental operation）的過程。當我對兩位先生過去的曆史有所了解之後，當我恍然大悟他們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麼主義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說：“算了吧！放他們去吧！”
談完了“冷漠”和“吵鬧”兩個局麵以後，我覺得我該談談“播種者胡適”本人。我先抄《世界評論》第十年第五期（1962年5月16日）中，周伯達先生的《現階段中西文化論戰之評議》裏的一段話：
《文星》第五十四期還有胡頌平先生的《適之先生康南耳君傳的最後校改》一文說：“先生又給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傳》，一張便條，用紅原子筆寫了下麵的字樣：‘校改本，送給徐高阮、毛子水、台靜農、姚從吾、台大圖書館、成功大學圖書館、李敖、蔣孟鄰、沈宗瀚、錢天鶴。’先生吩咐我：‘等這兩天院士會議忙過後，請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給他們。’”據胡頌平先生說：這大概是胡適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時四十多分鍾的事。從這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出：李敖這位年輕人，在胡適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還在蔣孟鄰先生之上，因為胡適之先生用紅原子筆寫的次序，是先寫李敖，而後寫蔣孟鄰的。關於這件小事，我隻能作如下推斷：其一，李敖與胡適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關係；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種者胡適》（本年1月1日）及《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2月1日）這兩篇文章，深為胡適所賞識。否則，胡適恐不會這樣看重他的；即令李敖為胡適的世交晚輩，也必是胡適認為這兩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地看重他的。果真這樣，那豈不可見胡適之先生也在鼓勵青年人如李敖者罵人嗎？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據的人，或許會考出這個秘密。
這段令人發笑的“推斷”，簡直荒謬得不值一駁。其中有一點，所謂胡適“深為”“賞識”我這篇《播種者胡適》的問題，我覺得大可不必請“今後注意考據的人”來“考出這個秘密”了，請讀讀楊樹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楊樹人先生在今年2月1日的《文星》第七十六期上，發表了一篇《回憶一顆大星的隕落——記胡適之先生最後的三年》，裏麵有一段寫胡適先生對《播種者胡適》的不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