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改變了這一切。第一，印刷術創造了成年人的新定義，成人指有能力閱讀的人，相應地，兒童指欠缺閱讀能力的人，兒童必須接受教育，以達到成熟的成人，這就產生了關於兒童的概念。兒童是需要到學校向成人學習的人。第二，閱讀行為是極具個性的，或者說是帶有“反社會傾向的”。印刷術可以重新賦予人類的自我意識，讓每一個獨特的個體得以自我思索和討論。自我意識的增長，是童年概念得以開花結果的種子。
電視，開始動搖了童年觀念和理想。按照波茲曼的觀點，電視對童年概念的破壞是由以下幾點造成的：電視導致個性消失。當一個人居住在電子環境時，他不再呈現出個性，他變成了與他人相同的“大眾社會人”。電子速度並非人類感官的延伸，而是否定人類感官的存在，它帶領我們進入一個與他人同時存在又轉眼即逝的世界，遠非人類個體經驗所及。正因如此，它消滅個人風格，也就是人類的個性本身。如上所述，個性才是童年概念的土壤，那麼，消滅個性，童年當然也就不複存在了。
總之，在波茲曼看來，在“大眾社會人”的背景下，成人逐漸失去了對信息的控製權而且愈來愈兒童化；兒童則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成人社會，並偷窺了成人世界大量的秘密。但由於他們偏好訴諸感性的圖像而缺少理性，他們也不可能成長為真正的成人。也就是說，在電視時代，既沒有真正的兒童，也沒有真正的成人，有的則是兒童化的成人和成人化的兒童。
4.梅羅維茨的觀點
梅羅維茨認為傳播媒體發生變化的結果會導致童年與成年消融為一……他將有關兒童的書籍描述為“一個信息上的聚居區”，認為新的傳播媒體使兒童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接進行彼此間的溝通。
同樣，梅羅維茨對於不同的媒體各行其認知性的含義並不表示同情。雖然他確實在印刷品與電視之間做了一番清楚的區分，不過他是根據這些媒體的社會應用來定義這些媒體的。他認為，印刷品具有將兒童與成人分隔開來的傾向，讀者要獲得一定的讀寫能力必須要花較長的時間學習；另一方麵，電視則傾向於將兒童與成人重新整合在一起，因為它的基本符號形式即圖像和聲音是觀眾立刻便能理解的。不管它所攜帶是什麼特定信息，電視都改變了信息流入家庭的模式；它挑戰了成人的控製權，並允許年紀更小的兒童仿佛身臨其境地“出現在”成人的互動行為麵前：“依據不同的年齡以及不同閱讀能力，人們在不同的社會場合中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型，電視的出現則掃除了這些被用來分隔的障礙。電視的普遍使用就等於是一項廣泛的社會決定：讓幼童目睹戰爭與喪禮、求愛與引誘、犯罪圖謀與雞尾[6]。”
他（梅羅維茨）認為電視與印刷品之間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讀寫能力可能會促使“成人與兒童的信息係統彼此分離”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造成差異的並不是認知過程或者內容，而是下麵這個事實：印刷品讓兒童與成人分隔開來，而電視卻相反。梅羅維茨認為，由於兒童與成人之間的信息係統區別變得模糊，這種將不可避免地在社會行為方麵導致影響深遠的變化。
5.桑德斯的觀點
桑德斯用大膽語詞來陳述他的核心理論。他寫道：“我們所了解的人類都是讀寫文化的產物。”然而，隨著年輕人逐漸對“書本文化”失去興趣，以及讀寫能力的水平日益下降，“具有批判力與自主性的人類”這樣的觀念正在迅速消逝。桑德斯認為，那些缺乏讀寫能力的人，無法從事抽象的、批判性的思考，也無法將自己從當下的經驗中抽離出來。他們不能發展出一種個人意識的感受，而僅僅擁有一種部落的“群體意識”。他們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了自我毀滅的暴力世界，那是“一個標誌著痛苦與死亡的世界，一個充滿絕望與輟學、青少年自盡、幫派殺戮、家庭破碎與嗜殺成性的世界。”[7]
桑德斯認為兒童隻看電視而不交談的現象摧毀了他們表達自己意見與想象力的能力。當然，電視確實包含了口頭表達的語言，然而那是虛假的口頭表達活動，一種聽覺與視覺上的謊言。在摧毀“真正的”口頭表達活動的過程中，電視同時也摧毀了讀寫能力的根基，因為口頭表達能力的先行存在正是讀寫能力得以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