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濟先生對教育哲學學科問題的闡述，在當時對教育哲學的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有力地促進了教育哲學的研究與繁榮，教育哲學是“用哲學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論問題”等命題，至今依然受到廣泛認同。
二、各美其美——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守望者
文化自覺的首要內涵是“各美其美”，能自覺認知、認同、傳承和發展本民族優秀文化，而絕不可割斷曆史。20世紀80年代初期，黃濟先生在完成《教育哲學初稿》的過程中就強烈地意識到，“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哲學學科體係，就不能不研究中國傳統的教育哲學思想”。從那時起，先生就以其深厚的國學功底，注意相關資料的收集，重視相關問題的研究。其實，就在《教育哲學初稿》中，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在不少章節中已有涉及。
1988年，黃濟先生與陸有銓教授合作撰寫的《我國教育哲學建設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明確提出，“我們的目標，即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哲學”；為此，提出了“發掘和整理我國古代教育哲學思想”的主張，認為“挖掘和整理我國的教育哲學思想，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哲學一科所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確信“一部中國的教育哲學思想史，為教育哲學學科的建立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曆史遺產，我們必須認真進行學習總結，做到古為今用”。黃濟先生還主張，在發揚傳統教育哲學思想時，“要以儒家為主，兼容其他各家之長，集古代優秀文化的大成”“要把傳統思想與時代精神相結合”。
一向堅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黃濟先生，一旦意識到該做的事情之時，往往會立即付諸行動；當先生反複強調該做某件事情之時，也許早已行動，甚至近乎成功了。1994年6月，當不少學者依然沉醉於“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之爭之時，黃濟先生精心策劃並主編的《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概論》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全麵論述了自先秦諸子學說、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到明清實學及近代新學，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及其特點，從社會觀與教育、人性論與教育、倫理觀與教育、知識論與教學、美學與美育等方麵，分專題深入研究了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基本問題；對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的“天人合一”“政教統一”“文道結合”“知行合一”等特點，作了精辟論述。先生主張對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應持分析的態度，揚長避短，去粗取精，古為今用，避免全盤否定或全麵肯定；持對等態度，以便得出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避免以偏概全或南轅北轍；持積極反思的態度，做全麵客觀的分析，避免取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教育哲學通論》中的第一編，也是從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發展的曆程談起，從天道觀和人性論出發，尋根溯源，就曆史觀與社會、倫理觀與道德論、知識觀與教學論、審美觀與美育思想等教育哲學問題，作了比較係統的探索；還就對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應持的科學態度作了新的說明，特別強調在現代化上下工夫，努力收到“古為今用”的效果；主張“根據時代的要求，在繼承中進行創造和發展，把傳統的優秀文化教育思想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使其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教育服務”。
“九五”期間，黃濟先生主持完成國家重點課題《中國教育傳統與教育現代化基本問題研究》。先生在承擔的第四章“中國教育傳統與教育現代化的基本關係”中，精辟闡述了現代化與“西化”、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關鍵是如何才能恰當把握中國教育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複雜內涵，以便在融通’古今中西‘的基礎上，創造出更為合理化的中國教育新模式”。就古今關係而言，認為“要處理好教育現代化進程中對中國教育傳統的繼承和轉化問題”，進而提出了“把中國教育傳統這一曆史前提和資源轉化為現代化的’源頭活水‘”的曆史使命。為深入挖掘中華文化教育的“源頭活水”，先生承擔了中國教育學會“十一五”規劃重點課題“中華傳統文化與青少年素質教育研究”，完成《國學十講》，並率中青年學者們精心編撰《中華文化經典導讀》叢書。
三、美人之美——西方教育哲學的淘金者
真正的文化自覺者絕不唯我獨尊，而是要“美人之美”，善於理性地學習和借鑒多元文化世界中各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教育哲學的恢複與重建，首先要麵對的是如何對待西方教育哲學的嚴肅問題。在“左”的思潮依然影響教育界的20世紀80年代初，當人們依然為“姓社”或“姓資”爭論不休之時，黃濟先生就鮮明地提出：“對待資產階級的教育哲學遺產，應當同對待其他曆史遺產一樣，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簡單地肯定和否定都是不正確的。”先生確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教育實驗的廣泛開展，資產階級在教育上，特別是在教學上，尤其是在教學方法和手段上，還是會提出一些合乎科學的、反映現代科學水平的、反映生產發展要求的新東西。”因而主張對於其中的“許多可取之處”和“不少有益的東西”，需要我們“作具體的分析，以達到去粗取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