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教育哲學恢複重建的田野上，有一位耄耋之年仍默默耕耘的長者--黃濟先生。改革開放之初，黃濟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首開教育哲學課程，完成新中國成立後首部《教育哲學初稿》，成為新中國教育哲學的拓荒者；先生以其文化自覺，“各美其美”，致力於挖掘中華文化教育智慧，完成《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思想概論》，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哲學的守望者；“美人之美”，善於吸收和借鑒西方文明成果，成為西方教育哲學的淘金者；“美美與共”，熔古今中外教育哲學思想於一爐，完成《教育哲學通論》，成為構建中國特色教育哲學體係的擔綱者。
一、承先啟後——新中國教育哲學的拓荒者
文化教育的發展具有曆史繼承性。任何新文化新教育的建立，都要伴隨著對已有文化的繼承和革新。適如西漢哲學家揚雄在其論著《太玄》中所言：“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頗具國學造詣的黃濟先生深悟因革之道：因循和變革是事物生成的條件，但因革又必須合理而得時。
民國時期，在大學教育係科中，教育哲學就是一門重要的必修學科，在教育係的高年級開設，逐步形成了各具風格的教育哲學著作。有以德國古典哲學為基礎立論的，如範壽康的《教育哲學大綱》（1923）；有受實用主義影響而成的，如吳俊升的《教育哲學大綱》（1935）；有以三民主義為指導而作的，如薑琦的《教育哲學》（1933）；更有試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哲學的，如錢亦石的《現代教育原理》（1934），林礪儒的《教育哲學》（1946），張栗原的《教育哲學》（1949）；還有以多種哲學思想探究教育根本問題的，如傅統先的《教育哲學講話》（1947）。讀過私塾、進過教會學校、接受過三民主義教育、深受馬列主義熏陶的黃濟先生深切感到，這些論著雖然還不能說已臻於完善，但“他們在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觀點和方法上，已較過去大為不同，提出的問題，有的至今尚有研究的價值”。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受蘇聯經驗的影響，教育哲學課程一度取消。即便如此，“由於教育哲學本身有著教育學無法完全取代或包容的特定的研究對象和論題，所以，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對於教育理論問題的哲學研究實際上並未中止，盡管這些研究不是在’教育哲學‘的名義下進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百廢待興，各行各業撥亂反正，教育哲學也迎來了複蘇的機遇。在教育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上，黃濟先生和多數與會者呼籲：我國應著手進行教育哲學研究，教育係也要重新開設教育哲學課。然而，要不要建立教育哲學這樣一門學科？教育哲學這門學科如何界定？中國曆史上豐厚的教育哲學遺產如何看待如何繼承？西方眾多的教育哲學流派如何看待如何借鑒？尤其是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加以整理和審視？麵對著這樣的時代課題和曆史機遇，經曆十年磨難之後終於能夠潛心於學術研究的黃濟先生，以自己多年的學術積累和深入思考為基礎，不失時機地開始了在教育哲學之路上的艱辛跋涉。
1980年3月，身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教育學教研室主任的黃濟先生，赴華東師範大學參加了劉佛年校長倡導的為期兩個多月的教育哲學研討班，集中聽取了自美國聘請的樊星南先生所講授的西方教育哲學流派，其中包括進步主義教育哲學、改造主義教育哲學、要素主義教育哲學、永恒主義教育哲學、存在主義教育哲學和分析哲學。聽課和研討之餘，先生以強烈的使命感，往來於華東師範大學的圖書館和資料室之間，如饑似渴地閱覽了那裏所珍藏的民國時期幾乎全部教育哲學專著和論文。下半年，先生即為恢複高考後的首屆本科生開出了教育哲學課程，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內首次開設的教育哲學課程。正是在這份邊寫邊講、邊講邊改而成的講稿基礎上，先生於1982年7月出版了新中國首部《教育哲學初稿》。劉佛年校長在給黃濟先生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讚歎：“您就一些關鍵問題，對中外的重要觀點，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深入公允的論述、分析、評價，是一本非常成功的著作，解放後第一部教育哲學，竟然寫得這樣好，實在值得向您祝賀。”在《教育哲學初稿》基礎之上，先生講學之餘筆耕不輟，陸續補充修訂，不斷豐富完善，於1985年6月出版了更能闡明教育根本問題、更加反映時代要求和特點、更能把握教育未來趨勢的《教育哲學》專著。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人們還在為教育哲學與教育學如何區別、教育哲學是否有必要獨立開設等問題而困惑、爭論之時，黃濟先生不僅開設了課程，而且出版了專著。先生在專著中談到為什麼要重開教育哲學時認為，首先是學科設置的需要，是培養視野開闊、理論思維水平高的師資的需要；其次是撥亂反正、有效審視教育基本理論問題並得出合乎規律的結論的迫切需要；第三是有效應對教育所不斷麵臨的新挑戰並完成未來賦予教育新使命的需要。總之，“教育哲學的重新開設，是教育實際提出的客觀要求，是教育科學深入發展的必然趨勢”。
關於教育哲學的定位，首先涉及其研究對象。黃濟先生認為，對教育哲學的定義雖然多有分歧，但是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認“教育哲學研究的對象，應當是教育中的根本理論問題，而不是具體的枝節問題”。黃濟先生確認：教育哲學“是教育科學中的一門主要學科”“具有基礎學科的性質”“在教育科學中起著一定程度的方法論的作用”“應當起到概括提高、分析批判以及預測展望的作用”。基於此，先生為教育哲學的開設規定了三條基本任務：其一，對教育科學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從哲學的高度，即從方法論的高度給以理論的闡明；其二，對教育史上和當前教育實際中有爭議的問題，作出科學的分析和評價；其三，對教育中提出的新課題作出回答，對未來教育作出科學的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