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家教》即有“一日為師，終日為父”之語，告誡“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習其道也，學其言語。”“師父”黃濟就要九十壽辰，在籌劃慶典的日子裏，向無“束脩之好”的吾等及門弟子覺得，獻給“師父”最好禮物與其為“束脩”，莫若各來一段隨筆，各就“習其道也，學其言語”發表所感所思，或回味與先生相處中微妙話題。於是乎，同門凱聲君率而話：師之“道”；傳寶君繼而作：“仁”者黃濟先生；生鈜君續而言：“誠”者黃濟老師；中英君欲作：“君子”黃師；吾則謂：“中庸”者吾師。斯文雖異，其質一也，文質彬彬之“君子”而已。君子必“仁”且“誠”，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在朱熹看來，“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中庸者，“至德”者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顯然，孔子視中庸為“至德”。吾師原名“鴻德”，名副其實，恰合其“德”。鴻者，盛也。“鴻德”乃盛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師溫文爾雅，容貌若愚，實盡顯威儀盛德氣象；吾師涵養至深且厚矣，卻願自謙以“虛”。嚐戲言：“我這人如果說有優點，那就是謙虛，其實是’虛‘，自己沒什麼東西。”其教育文選自題為《雪泥鴻爪》（2001），即寓“一現即逝”之意；甚至多次對吾等言：“不敢稱你們是自己的學生，你們個個都比我高”，邊說邊將右手舉過頭頂。每當此時，我總會想到《論語》所提，曾有多人將子貢與孔子相提並論，甚至以為“子貢賢於仲尼”。子貢理所當然要一一辯駁，把孔子比作數仞之宮牆“不得其門而入”；比作日月“無得而逾焉”“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吾師亦然，吾等如之何其可及也？！
中庸者，“適度”者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求得“適度”，乃中庸者之特質。“過”與“不及”，均偏離中道，故夫子曰：“過猶不及。”吾師與人為善，處事力求恰到好處，無過與不及之偏失，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記憶中，1989年下半年嚐來京拜見吾師，正當高調反“和平演變”之歲月，恰在吾師家中聆聽其與王逢賢先生談論著敏感而重要的話題：反“和平演變”需要增強物質基礎。如今看來，此見解確有先見之明。這實際涉及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或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大問題，涉及在政治與經濟之間如何持守中道的根本問題。顯然，若喪失物質力量，任何良好願望都會失去實現的基礎。1990年，麵對國民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之偏向，吾師撰文極力推崇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之大同理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社會責任感，“民為貴”“民為邦本”之民本思想，“四海之內皆兄弟”之平等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忠恕之道，“自強不息”之奮進精神。近些年來，當社會出現“國學熱”“孔子熱”之時，吾師相繼發表《如何看待“國學熱”》（2006）、《再談如何看待“國學熱”》（2008），《關於國學學科的建製和學習中的幾個問題》（2010），確信國學之興起，“國學熱”之出現，是件好事，也是曆史必然，即使有些爭議，也不是壞事；同時不無擔憂地提醒人們：要防止由“發熱”變為“發燒”，也要避免由爭議變為攻訐，要掌握一個“度”。近期，每每與吾師言及對待國學之態度，吾師一再主張：“學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
中庸者，非“鄉原”者也。“中”與“不中”，必有明確的是非標準與善惡判斷。孔子所深惡痛絕之“鄉原”，即是合乎流俗、合乎汙世、隨遇而安、隨聲附和、八麵玲瓏、四處討好、模棱兩可、似是而非之“小人”，是“亂苗之莠”“亂朱之紫”，是違道敗德之人，故斥之為“德之賊也！”吾師稱讚孔子“勿欺而犯”之事君理念，“和而不流”之處事原則，“和而不同”之包容精神；讚賞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高尚情操，“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凜然正氣；對“巧言令色”“見利忘義”之言行極為反感，體現出嚴守中道之態度。在現代領袖人物中，尤服周恩來；在現代思想家中，盛讚馬一浮；在現代教育家中，推崇吳玉章和成仿吾。究其緣由，一言以蔽之，曰“中正”而已。吾師以其學識魅力與人格魅力，贏得教育界廣泛讚譽。當眾人以“好人”相許，吾師則淡然對曰：“我不求都說我黃濟好，按孔子之意，其善者稱好足矣，其不善者惡之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