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不少校訓傳承著院校自身的文化命脈。北京大學校訓中對“民主科學”的崇尚，恰恰是對新文化運動中科學與民主精神的傳承。北京師範大學突出師範特色，注重傳承師道文化，從奠基時期的校訓“誠實勇敢勤勉親愛”，到範源濂執校時將其概括為“以身作則”之校訓，再到1997年啟功先生以“學為人師行為世範”之校訓將“以身作則”具體化，其師道文化一脈相承。南京大學校訓可溯源於兩江優級師範學堂。1906李瑞清為兩江師範學堂確立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之校訓，“誠樸”之風即已滲入；民國初期“兩江”舊址上建立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明確以“誠”為訓；繼之而起的國立東南大學以“止於至善”為訓，形成“誠樸、勤奮、求實”的南高--東大學風，將“誠樸”之風發揚光大；國立中央大學“誠、樸、雄、偉”，“誠樸”之風依然盛行；新世紀之初南京大學以“誠樸雄偉勵學敦行”為校訓，“誠樸”之風在傳承中與時俱進；此可謂“誠樸百年”，一以貫之。走近嶽麓書院講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懸簷下的“實事求是”，此匾為湖南大學的前身湖南公立工業學校1917年遷入嶽麓書院辦學時，由深知“實事求是”價值的賓步程校長所書。如今，湖南大學以“實事求是敢為人先”為校訓，將“實事求是”納入其中，充分體現了嶽麓書院優良的學術傳統。與西南聯大血脈相連的雲南師範大學，在聯大故土上，傳承聯大精神，仍以“剛毅堅卓”為校訓，堅信《尚書正義》所謂“剛能立事”，《論語·泰伯》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左傳·宣公二年》所倡“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馬援傳》所謂“窮當益堅”，《詩·大雅》所謂“實堅實好”，《論語·子罕》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顯而易見，傳承院校自身文化命脈的校訓，同時傳承著中華傳統文化經典之價值。
三、大學校訓的文化育人理念
綜觀各類院校的校訓，耐人尋味的是，其立意多具中華文化價值傳承取向，其中蘊涵豐富而深刻的育人理念。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覓、凝聚而成，承載著學校曆史傳統和理想追求的具有濃厚的文化底蘊的校訓，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教育的真諦，必然凝聚著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們育新人、造福人類、獻身科學、引領人文的心路曆程，濃縮著一批又一批的學子孜孜不倦、追求新知、探求真理的信念與勇氣；這樣的校訓體現了學校教育的價值追求，具有導向性的內在特征，深深影響著校園文化、教風、學風等的形成；這樣的校訓是對師生的期望，是教師和學子加強自身修養的準則，規範著師生的行為，陶冶著師生的文化情操，淨化著校園文化氛圍，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其作用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其影響觸及靈魂而曆久彌新。
1.勉勵師生明確為學之序，學問思辨行兼顧，力求“知行合一”。
中國大學校訓尚“學”，涉及“博學”“篤學”、“勵學”“樂學”“學而不厭”“學無止境”“學參天地”等，這與中華民族曆來重視學習的傳統相一致。古人將“學”與“問”“思”“辨”“行”兼顧。複旦大學校訓所用“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就注重“學”“誌”“問”“思”的結合。中山大學校訓所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意在培養博學、質疑、善思並躬行之才，從“學”到“行”五個環節，精辟地概括了為學之序，體現了學知、求知與用知的統一。
“學”的根本目的在於“行”。遵循尚“行”傳統，不少校訓強調“敦行”“尚行”“力行”“篤行”，力求“經世致用”“知行合一”。北京師範大學“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校訓，源自其前身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於1902年提出的“辦理學堂首重師範”的理念，緊扣“師範”二字，而且將“學”與“行”有機結合起來，凸現了對師生在讀書治學和德行修養上的根本要求，不僅會激勵教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成為學生的良師益友和效仿的典範，而且會鞭策莘莘學子求學不息，早日擔負起教書育人之天職。山東師範大學“弘德明誌博學篤行”的校訓，在“學”與“行”的統一中強化了“德”和“誌”，令這所植根於齊魯文化沃土、汲取泉城人文靈韻的學府，充滿勃勃生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博學誠信求索篤行”校訓，在“學”與“行”之間強化了“誠信”和“求索”，反映了對外經濟貿易的特色與需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校訓中直接將“知行合一”納入其中。
2.激勵師生遵循大學之道，厚德誠正，止於至善，形成完善人格。
遵循傳統的大學之道，大學校訓注重道德教化，常用“厚德”“明德”“崇德”“修德”“立德”“弘德”“德合自然”，主張“敬業”“勤樸”“勤奮”“勤儉”，做到“真誠”“誠樸”“誠實”“誠信”“忠誠”，期望“止於至善”。雲南大學的“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學識，成一等事業”等著名校訓都把做人和人格放在了首要地位，隻有學會做人，具備高尚的道德、健全的人格，才能以優異的學識和技能立身社會，才能成就一等事業。
傳統教育注重人格的養成，注重提升師生的人格涵養。培養和完善人格應成為當代大學的根本功能。完善的人格需要有精神境界和價值追求，特別需要講“正氣”，有“風骨”，這在北京林業大學校訓“養青鬆正氣、法竹梅風骨”和蘇州大學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中都有所倡導。山東大學提出“氣有浩然”，即主張養“至大至剛”並“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要具備“大丈夫”氣概。反映大學之道的校訓，才會為校園文化注入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才有可能彰顯校訓特有的文化魅力。
3.昭示師生“實事求是”，追求真理。
眾所周知，西方大學特別是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以追求“真理”作為校訓的核心價值觀。然而，追求真理絕不是西方大學的專利，也是中國大學校訓所昭示的，其核心概念是“實事求是”。中國大學不少校訓含有“求實”“務實”“尚實”“崇尚實踐”等詞語，更有“求是”“惟真”等表述。中國人民大學和天津大學等院校的校訓“實事求是”，本義為“務得事實，每求必真”（顏師古注），旨在鼓勵人們努力探究知識，摸索規律，尋求真理。1914年，趙天麟以“實事求是”作為北洋大學校訓，倡導了一種中國本土化的治學精神、科學態度和方法，在大學校訓中獨樹一幟，對昔日的北洋大學和今天的天津大學在治學、育人諸方麵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浙江大學的前身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的“求是學院”。1938年11月西遷途中竺可楨校長提出並決定以“求是”作為校訓，盡管曆經滄桑巨變，但其精神一直在浙大學人中流傳。
4.淨化校園，營造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優良文化氛圍。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在中華文化教育發展史上絕非空白。傳統“中和”理念首先承認差異的存在，主張“和而不同”，確信“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百家爭鳴”背景下興起的“稷下之學”，即崇尚思想自由，具有包容精神。這在書院和其他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及社會教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隻是其“自由”具有本民族的特性，即可“從心所欲”，但須“不逾矩”。深受中華文化影響並善取西方文化之長的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時強調大學應“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所提出的“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取兼容並包之主義”，一直成為不少學人心目中的北大校訓。清華大學校訓內含的“厚德載物”，要求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而且責己甚厚，責人甚輕。某些院校校訓包含的“博大精深”“含弘光大”，都是對傳統文化包容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同時揭示大學應具備的大度包容的氣質而不是自我封閉或孤芳自賞，應營造的學術自由氛圍而不是萬馬齊喑或長官意誌。在這樣的氛圍中，大學人才會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蘊的浸潤，保持自己的清純與尊嚴，個性與追求，既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才會善於取長補短，不斷獲取新知，帶來新思想，新觀念，新建樹。
5.喚起師生自強不息的精神，促進大學時中日新。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得益於“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效法天道自然，剛健有為，自主求新，富有自愛自重、自勵自強、昂揚向上的精神追求。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時代，依然需要人們具有剛毅的性格，權變時中的智慧，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要求大學在曆史與未來的交彙點上找準定位，擔當自身使命。基於此，某些院校校訓中提到“篤誌”“勵誌”“誌存高遠”，明言“自強”“弘毅”“進取”“進步”。清華大學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校訓之所以受到學界高度認同，主要是因為它作為中華文化精神，集剛健和柔順兩種特質於一身，體現了一種健全的人格，而清華人對此有深切體認，力圖效法“天地之道”，鑄就學者順應自然、包容、進取和奉獻的君子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