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素有“畫龍點睛”之說。若將高等學府比作一條“龍”，校訓堪稱其“睛”。作為大學之“睛”，校訓是該校文化的載體，辦學理念的凝練和積澱。透過獨具特色的校訓，可以直接感悟到該校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感悟和文化價值的傳承，可以感知其興校的智慧、存在的品格、發展的理念。
一、中國大學校訓文化之源流
《說文解字》以“說教”解“訓”。在《辭源》《辭海》中，“訓”之多種涵義均由“說教”引申而來。作為動詞，其基本涵義是“教誨”“教導”；作為名詞，則是指教誨、教導之言語。始於清末民初、流行於“五四”前後的教育詞彙“訓育”，主要針對學生的品行約束、人格感化和個性發展而言。1999年出版的《辭海》將校訓釋為：“學校為訓育上之便利，選若幹德目製成匾額，懸之校中公見之地，是校訓，其目的在使個人隨時注意而實踐之。”據此，校訓服務於訓育，旨在規訓與化育。
中國古代高等學府注重以精粹的語言訓導學生，並成為大學校訓的雛形。《論語·子張》中子夏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在中國古代各類學府給予學人以根深蒂固的訓導。《禮記·大學》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受到漢代太學的重視，奉為教育宗旨。始於唐代、盛於宋、轉型於清末的書院，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培養高層士人的學術機構，多用精練之語，教以修己安人之理，大致可視為中國古代高等學府之校訓。嶽麓書院由張栻與朱熹製定並由朱熹親書於講堂的“忠孝廉節”，集中體現了關懷人性和以德育人精神。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和濂溪書院等多處由康熙所賜“學達性天”匾額，影響了書院治學風氣。鵝湖書院由康熙親書“窮理居敬”額，揭示了書院的治學理念。無錫東林書院由顧憲成所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對聯，抒發了勤教勤學、寒暑不惰、齊家治國、兼善天下之抱負。陝西華原書院的“學當誌大人，須信修齊治平，皆吾輩當前事業；儒必為君子，要知文章道德，從此間實下功夫”，南京尊經書院的“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誌，有猷有為有守學必有師”，湖北長陽書院的“教化行而風俗美，師道立則善人多”，南昌友教書院的“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遊於藝，修其身齊其家治其國必先正其心”，四川錦江書院的“藝不徒遊當循誌道據德依仁之序；友何以尚必待誦詩讀書論世之功”，張允武為重慶彭水鹿山書院所題“師範豈定談本經師為人師濟濟一堂春風入座；學成歸實用由中學兼西學皇皇大典夏屋儲才”，貴州永寧維風書院的“格致誠正修養知所先則近道，孝弟謹信親愛行有餘以學文”，浙江詁經精舍的“六經皆載道之書莫鶩詞章矜博覽；兩浙為人文所萃益從根底下功夫”，武昌兩湖書院的“誌在春秋行在孝經此為鵠臣鵠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法我先聖先師”，都成為流傳久遠的教化與規訓佳作，對文化傳承、人才培養、道德淨化和學術風氣的養成，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中國現代意義的大學校訓較早出現於教會所辦的東吳大學，1901年其校訓用英文表述為Unto a Full Grown Man；1923年孫中山手書“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與其大致相應，至今仍為兩岸“東吳人”所信奉。1903年陳寶琛為福建東文師範學堂所製定“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溫故知新可以為師”校訓，融合《學記》和《論語》兩句名言，深切表達了為師之道和教育興國理念。1906年李瑞清為兩江師範學堂確立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之校訓，開一代“誠樸”之風。民國初期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洋大學校長趙天麟提出的“實事求是”，清華大學受梁啟超“君子”演講影響而確立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金陵大學提出的“誠真勤仁”，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由孫中山題寫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西南聯合大學確立的“剛毅堅卓”，西北聯合大學確立的“公誠勤樸”，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等校訓，各具特色，寓意深刻，大多沿用至今。
成立於1936年6月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將“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校訓寫在抗大校旗上。1943年，毛澤東親書“實事求是”為中共中央黨校校訓。新中國成立到“文革”期間，大學校訓繼承了解放區的傳統，大多在顯著位置懸掛“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作為校訓，很少有特色鮮明的新校訓出現，許多大學原有校訓受到否定，如清華大學禮堂的那枚嵌有校訓的校徽一度被一個巨大的五星所遮住；蘇州大學（原東吳大學）的校訓則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遮蓋。
改革開放初期，伴隨高等教育逐步走向正軌，校訓的製定並完善日益受到重視，但與計劃經濟體製下社會組織形式和大一統教育模式相聯係，校訓難以顯示院校個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形態再度發生深刻變化，學校主體意識和文化自覺有所增強，尤其隨著學校規模擴大、類型和層次愈加分明，校訓內涵也愈加豐富。有推崇道德修養境界的：如東南大學的“止於至善”，中國政法大學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有提倡知識與品德並重的，如中國傳媒大學的“立德敬業博學競先”；有追求真理勇於創新的：如浙江大學的“求是創新”，華中科技大學的“明德厚學求是創新”；有強調愛國與社會責任的：如西安理工大學的“祖國榮譽責任”。許多院校校訓結合院校目標定位及專業設置，體現自己的鮮明個性化特色，如北京舞蹈學院的校訓“文舞相融德藝雙馨”，充分地體現了自身的學科特點和個性化需要；成都理工大學的“窮究於理成就於工”，北京化工大學的“宏德博學化育天工”，反映了工科院校的專業性質；大連醫科大學的“健康所係性命相托”，濱州醫學院的“仁心妙術”校訓，繼承和發揚了中華醫學界“救死扶傷惠澤百姓”的人道主義傳統，充分體現了醫學院校的教育特點。
二、大學校訓的文化價值傳承取向
五千年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積澱了深厚的文化傳統。大學校訓源於傳統文化，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裏，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深厚的文化傳統為大學校訓的提出和確立提供了很好的生長點，一個好的校訓所蘊涵的教育理念與真諦，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覓。就我國已有大學校訓的文化價值傳承取向而言，有三種情況值得關注：
其一，有些校訓直接來自傳統文化經典。如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出自《易傳》。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注重研究天、地、人三才之道，認為“人道”源於“天道”與“地道”，體現了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精神，啟迪人們效法“天道”而“自強不息”效法“地道”而“厚德載物”。中山大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出自《禮記·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原意是指人具有“誠”之本性，隻要按“至誠”之本性從事修身，通過學、問、思、辨、行的工夫，即可逐步提升人格涵養，並成就事功。河南大學的校訓“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與東南大學的校訓“止於至善”直接出自《禮記·大學》中的“大學之道”。複旦大學的校訓“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源於《論語·子張》子夏之言。暨南大學所恪守“忠信篤敬”源於《論語·衛靈公》“言忠信，行篤敬”和《論語·子罕》“主忠信”之語。曲阜師範大學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為校訓，語出《論語·述而》孔子之言。山東農業大學以“登高必自”為校訓，語出《禮記·中庸》：“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吉林師範大學的“好學近智，力行近仁”，語出《禮記·中庸》孔子之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天津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河海大學、寧波大學校訓所包含的“實事求是”，取自《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其二，有些校訓是多部經典的結合。如廈門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止於至善”中的“自強不息”源於《易傳·乾卦》，“止於至善”源於《禮記·大學》。湘潭大學的“博學篤行盛德日新”中的“博學篤行”主要源於《禮記·中庸》；“盛德日新”則出自《易傳·係辭》“日新之謂盛德”之說。南開大學“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校訓中“允公允能”句式出自《詩經·魯頌·泮水》之“允文允武”，也與《禮記·禮運》中“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言有關；“日新月異”源於《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山東大學的“氣有浩然學無止境”校訓中“氣有浩然”源於《孟子·公孫醜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學無止境”源自《荀子·勸學》“學不可以已”和《禮記·學記》中“學然後知不足”之語。北京郵電大學的“厚德博學敬業樂群”校訓中“厚德”主要源於《易傳》，“博學”主要源自《論語·子張》和《禮記·中庸》；“敬業樂群”直接取自《禮記·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