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2007年9月28日，正值孔子2558周年誕辰，在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舉行的兼職教授聘任儀式上，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李延保、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在座談發言時都提到，作為大學領導人，要領導好一所大學，要管理好一所院校，案頭上總要放幾部經典名著，需要經常翻一翻讀一讀。李延保教授特別提到牛津大學學者紐曼的《大學的理想》，哈佛大學校長德裏克·博克的《走出象牙塔》、斯坦福大學校長唐納·肯尼迪的《學術這一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克拉克·克爾的《高等教育不能回避曆史》。我與現場受聘的張斌賢教授受其啟發，不謀而合地產生了“高校管理者都應讀點經典名著”的念頭，而且都覺得，所研讀的經典名著，不應限於西方，也不應限於當代。幾番切磋，幾經琢磨，我們分別列出中外教育名著各二三十部（篇），建議高校管理者選讀。後與陳燕教授商定，自2008年第4期，《高校教育管理》嚐試設“教育經典研讀”專欄，每期刊發中外名著研讀各一篇，至今已創辦一年，意外地受到了廣泛關注。這裏著重就高校管理者為什麼迫切需要研讀中華傳統經典名著，談點粗淺認識。
一、中華文化的複興呼喚經典研讀，知中華文化，必知中華經典
所謂“經典”，主要是指那些出自先賢聖哲、世代傳承、曆久彌新、曆代學人得以滋養心靈增進智慧的精品佳作。《隋書》稱：“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這裏揭示了以經典為主幹的中國經籍的人文性格，頗具民族特色的“正紀綱，弘道德”之旨趣，強調了學習尊崇典籍在立德樹人和成就事業方麵的重要性。在古人看來，顯揚經典仁愛思想，則可利物濟世；個人運用經典，則可獨善其身；成大業者若推崇經籍，則將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平民百姓若能以經籍為念，則將為世人所敬重；統治者若要樹立政聲、顯揚德性、敦厚教化、移風易俗，都必須倚重經籍。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而構成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核心是古聖先賢所創造的凝聚中華民族智慧的具有永恒價值的經典之作。遠在中華文明早期，先哲就開始了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思考人文的活動，殷周之際，尤其是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子百家著書立說，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經典。《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等經典，已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標誌，修身濟世之道悉寓於是。中華民族以此為淵源，所倡導的仁義禮智、文行忠信、民胞物與、民為邦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而不同、權變時中、修齊治平、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率性修道、為政以德、舍生取義、天下為公，由此而構成了中華民族最基本的精神特質，成為中華民族發展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動力。
興國族者，必興其國學；興國學者，必興其經典。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異，正是源於優秀的傳統文化經典留下的取之不盡的修身治天下的精神資源。國有學，則雖亡而複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中華民族盡管曆經劫難，卻留下了代代傳遞誦讀不絕的無數經典名著，這些經典名著，成為中華民族複興的智慧寶庫。時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之中，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必將伴隨著中華文化的偉大複興”；推而言之：中華文化的偉大複興在呼喚並必將伴隨著中華經典的深入研讀。“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對於探尋中華文化複興之道的當代中國學人來說，注重經典尤為重要。眾所周知，歐洲文藝複興始於一批大師重新挖掘和闡釋古代經典作品。當代中國人想探求並把握中華大道，喚起中華民族精神，實現民族偉大複興，必須借助於對這些優秀文化經典的研讀，正如透過《聖經》去理解基督教精神，透過《古蘭經》去了解伊斯蘭世界，透過《吠陀》《奧義書》去理解印度教義，透過《荷馬史詩》《理想國》《形而上學》去了解古希臘文明一樣。
二、中華民族曾是注重經典教化的民族，百年傳統經典的缺失，呼喚經典研讀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保持悠久而燦爛的優秀文化傳統，其根本原因就是綿延不斷的經典教化。中華民族是注重經典的民族，素有讀經、經典教化的優良傳統。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以微言曉大義，折射中華民族的理念、智慧和精神境界，其博大精深的內涵，曾影響了中國人的氣質和民族性格。然而，自晚清西力東侵、西學挺進以來，在洋人“長技”進逼之下，民族危機加劇，伴隨著新舊之爭、中西之爭和社會變革，中華傳統經典受到國人漠視，被視為“陳年故紙”，形同敝屣，其權威性受到根本動搖，傳統經典教化逐漸從學校教育淡出。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學者甚至放言：“把線裝書扔到茅廁裏去！”隨著新教育製度的確立和白話文的推行，傳統典籍與讀書人越來越疏遠了。廣泛意義上的傳統經典研讀，在我國至少三代人中斷了。絕大多數現任高校管理者所經曆的“文革”時代，恰是反傳統文化、否定傳統經典的歲月；改革開放之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興奮點聚焦在“現代化”和“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幾乎無暇顧及，缺少理性反思。加上社會上相當普遍地存在著重理輕文的傾向，以為隻有可以立竿見影地取得經濟效益的自然科學才是生產力，而看似不能直接產生這種效益的人文科學隻是社會可有可無的附屬物。不知自何時起，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語。對此，幾代國人信奉有加，現任高校管理者耳熟能詳。在這樣的觀念下，經典的忽視、人格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由於自虐本國經典、自貶本民族文化而帶來的後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由“經典崇拜”到“數典忘祖”，中華民族成了有經典而冷落經典的民族。究竟是否需要研讀傳統經典，近百年來一直成為嚴肅的話題。盡管百年風雲變幻，但在不同曆史時期，都有著名的思想家呼籲：每位中國學人，都需要讀些具有中華文化價值的傳統經典。就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1920年，胡適開列的《中學國故叢書》目錄包括《詩經》《論語》《孟子》《老子》《莊子》《荀子》《墨子》《韓非子》《史記》等古籍31種；1923年，梁啟超在《治國學雜話》一文中列出作為中國學人《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其中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25種典籍；1942年，朱自清在《經典常談》一書中，突出解讀了以“四書”“五經”為主體的多部中華文化典籍，還在該書序言中主張，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強調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1949年以後相當長時期內，大陸中小學生除了閱讀少量古詩文外，主要通過閱讀改編本、繪圖本或白話本等形式，間接了解傳統經典。盡管50年代仍有學者推出中國古代重要著作選目或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典籍，但在反傳統時代，中華傳統經典至多是被封存的陳列品，或為少數學人所玩味。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和海外學者不斷發出中國人必讀中華傳統經典的呼籲。1978年，錢穆在《從中國曆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係列講座中指出七部“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和《傳習錄》。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推進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院校相繼推薦出名著研讀書目。盡管有識之士不斷呼籲誦讀中華經典，但直到如今，研讀中華經典在高等院校仍未能蔚然而成風氣。究其緣由，首要的是認識不到經典的價值。傳統典籍所固有的知識體係，固然難以全麵適應近現代人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但這並不意味著傳統典籍就已失去了存在價值。中華傳統經典本身就是知識的寶庫，經典研讀一直是人們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並為知識創新提供基礎；經典是聖賢智慧的凝聚，研讀經典有助於領悟宇宙的奧妙，“究天人之際”，正世間綱紀，明道德倫理，行修養教化，謀治國理政。高校管理者要麵向世界，開創未來，實現高等教育科學發展，有必要站在中華文化巨人肩上，至少研讀幾部經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