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都規定：“講經者先明章指，次釋文義，務須平正明顯，切於實用，勿令學生苦其繁難；其詳略深淺，視學生之年歲程度而定。尤不可好新務奇，創為異說，致啟駁雜支離之弊。至於經義奧博無涯，學堂晷刻有限，止能講其大義；若欲博綜精研，可俟入大學堂後為之。此乃中小學堂講經通例。”
3.循循善誘，曉之以義，慎之以罰。
孔子“循循然善誘人”，孟子“教亦多術矣”，《學記》倡導“善喻”，古今聖賢一以貫之。這在“癸卯學製”中也有所體現。《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第十一節指出：“凡教授兒童，須盡其循循善誘之法，不宜操切以傷其身體，尤須曉以知恥之義；夏楚隻可示威，不可輕施，尤以不用為最善。”《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第十節強調：“學童至十三歲以上，夏楚萬不可用；有過隻可罰以植立，禁假、禁出遊、罰去體麵諸事亦足示儆。”用心良苦若此！
4.兼顧記性和悟性而因材施教，反對“強責背誦”。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材施教乃古已有之的教育成功之道。這在“癸卯學製”中有所強調，對“天資聰穎”者與“資性平常”者各有適當要求，分別善待“記性過鈍實不能背誦者”與“記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第十二節和《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第十一節均規定：“凡教授之法，以講解為最要，講解明則領悟易。所誦經書本應成誦，萬一有記性過鈍實不能背誦者，宜於試驗時擇緊要處令其講解。常有記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長大後或漸能領會，亦自有益。若強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就《禮記》而言，“惟全經過於繁重，天資聰穎學生可讀江永《禮記約編》（約七萬八千餘字），其或資性平常，或以謀生為急，將來僅誌於農工商各項實業，無仕宦科名之望者，宜就《禮記約編》擇初學易解而人道所必應知者，節存四萬字以內，俾得粗通禮意而仍易於畢業。”
5.西學無礙，古學不廢，“無一荒經之人”。
“中學”與“西學”之爭，是清末教育思潮中論爭的焦點。“癸卯學製”的製定者們清楚地意識到，“凡詬病學堂者，蓋誤以為學堂專講西學，不講中學故也。現定各學堂課程，於中國向有之經學、史學、理學及詞章之學，並不偏廢。”根據“癸卯學製”，到中學堂畢業，都已讀過《孝經》《四書》《易》《書》《詩》《左傳》及《禮記》《周禮》《儀禮》節本，共計讀過十經（《四書》內有《論語》《孟子》兩經），並通大義。與以往書塾書院所讀所解經書相比，已有所增加。隻要功課有恒，則每日並不多費時間，而“經書已不至荒費”。若照此章程辦理，則學堂中“決無一荒經之人，不惟聖經不至廢墜，且經學從此更可昌明矣。”
《學務綱要》斷定：“經學課程簡要，並不妨礙西學。”“茲酌加每日治經鍾點，學生若其博考古今之疏解，研究精深之義蘊，及自願兼通群經者，統歸並不過勞，而讀經講經溫經，綽有餘裕，亦無礙講習西學之日力。大學堂經學專科治之，於群經古學仍可保存不廢。”就課時而言，“讀經講經”在小學堂占總課時不到三分之一，中學堂則僅占四分之一。如《奏定中學堂章程》規定：中學的教學科目有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外國語、曆史、地理、算學、博物、物理及化學、法製及財政、圖畫、體操共12科，每周教學總時數36學時，其中讀經講經9學時，僅外國語就占6～8學時。
6.將修身、中國文字、中國文學、曆史諸課與“讀經講經”相協和。
“癸卯學製”不僅指出“中學”與“西學”並行不悖，而且強調“中學”內部各科的協和。就其他各科與“讀經講經”而言，《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特別強調“修身之道備在《四書》，故此次課程即以講《四書》之要義為修身之課（初等小學雖於讀《四書》時隨時講解，止講其淺近文義，高等小學可講略深者）。”“中國文字”對讀古來經籍的意義，自不待言。就“中國文學”科而言，“能為中國各體文辭，然後能通解經史古書，傳述聖賢精理。文學既廢，則經籍無人能讀矣。”
7.理實結合，知行合一，貴實踐而忌空談。
經典教育貴在理實結合，知行合一，切忌空談，這也是“癸卯學製”所強調的。中國儒家的宗旨乃歸於躬行實踐，各級學堂的課程設置，包括修身和讀經，對此都有所強調。中學堂要求“所講修身之要義，一在堅其敦尚倫常之心，一在鼓其奮發有為之氣，尤當示以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之關係，務須勉以實踐躬行，不可言行不符。”《學務綱要》強調：“惟止可闡發切於身心日用之實理，不可流為高遠虛渺之空談，以防躐等蹈空之弊，果能行檢篤謹，即是理學真儒。”
四、對當代經典教育的啟示
清末新政大員所製定的新學製在維護“中學根柢”的同時，順應時勢，容納“西學”，折射出鮮明的時代底色，引發了中國早期教育現代化的啟動與推進。《奏定學堂章程》將《孝經》和《四書》《五經》作為中小學堂“讀經講經”課程內容，體現出時人對儒家經典價值的認同和自覺傳承。中小學堂“讀經講經”課程實施中，注重“博”“約”相濟，避免“泛濫無實”；係統設置，少讀淺解，循序而漸進；循循善誘，曉之以義，慎之以罰；區分天資秉性而因材施教，明確反對“強責背誦”；兼顧“中學”和“西學”，實現“無一荒經之人”；將修身諸課與“讀經講經”相協和，發揮育人的綜合效能。這對當代切實重視經典價值的傳承，優化經典教育內容的設置，破解經典教育麵臨的難題，增強經典教育的實效，都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