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十年，是中國教育大變革的時代。其中，清政府於1904年1月13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頒布的由張之洞、張百熙、榮祿合定的《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製”），就是時代變革的產物，堪稱中國第一個政府正式頒布並在全國範圍實際推行的學製。盡管隨著科舉和讀經科的廢除，不可避免地結束了經學教育的製度化曆程，帶來了傳統知識體係的“碎片化”，造成了經學教育的淡出和經學價值的淡化，但僅《奏定學堂章程》所設置的“讀經講經”課程本身，就值得探究和回味。本文主要結合《學務綱要》《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奏定中學堂章程》，探討其中的“讀經講經”課程之設置，想必對當今教育有所啟迪。
一、對儒家經典價值的體認
“讀經講經”在《奏定學堂章程》的課程設置中居於核心地位，體現出時人對儒家經典價值的認同和自覺傳承。
1.讀經書是為學為政之根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基於“中體西用”觀，張之洞等人將讀經書視為“存聖教”而“立國”之本。《學務綱要》強調，中小學堂應該注重讀經，“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由此可見，之所以注重讀經，其首要目的在於“存聖教”而“立國”。無論是為學，還是治國理政，均不可失其根本，“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
2.讀經書方可定其心性正其本源。
《學務綱要》強調：“古學之最可寶者，無過經書”。視讀經為根本，認為讀經方可喚起“愛國愛類之心”，進而帶來富民強國之希望。反之，“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無論學生將來從事何種職業，在學堂期間，經書必宜誦讀講解。即使由小學堂而就業，也必須曾誦經書之要言，略聞聖教之要義，以利於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初等小學堂作為養正始基，淺顯易懂地講解經文，會“令聖賢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兒童知識初開之本。”
3.“讀經講經”乃達成教育宗旨所必須。
“讀經講經”科的設置，服務於各階段的培養目標。無論是初等小學堂“以啟其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並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為宗旨”，或是高等小學堂“以培養國民之善性，擴充國民之知識，強壯國民之氣質為宗旨”，還是中學堂“以施較深之普通教育，俾畢業後不仕者從事於各項實業、進取者升入各高等專門學堂均有根柢為宗旨”，若無經典價值的傳承，其教育宗旨的達成是不可想象的。
二、“讀經講經”課程內容設置
根據《奏定學堂章程》，以《孝經》《四書》《禮記》節本為初等小學必讀之經；以《詩經》《書經》《易經》及《儀禮》之一篇為高等小學必讀之經；中學堂則強調“應讀《春秋·左傳》及《周禮》兩部”。
三、“讀經講經”課程實施原則
遍覽“葵卯學製”相關文本，“讀經講經”課程實施中，大致強調如下原則：
1.“博”“約”相濟，避免“泛濫無實”。
在“博”與“約”的問題上，“葵卯學製”不求人人“兼精群經”，但應盡量做到讀而能記，記而能解，避免“泛濫無實”。經學博大精深，自春秋漢唐以來的學者，崇尚專經，或兼習一兩經。科舉考試中，多為分經取土，即便是那些經學大師，也少有兼而精通群經者。讀書人中，能通讀《十三經》者很少，一般隻讀《五經》《四書》，《五經》中的《禮記》《左傳》，讀節本者居多。當時所辦的中小學堂，科學較繁，晷刻有限，若一概令學子全讀《十三經》，則會因精力不足，時間有限，而必必然導致讀而不能記，記而不能解，最終無何益處。而且，“泛濫無實”，也是自古以來治經家們所不取的。故應“擇切要各經，分配中小學堂內”。
2.係統設置，少讀淺解，循序而漸進。
就讀經的時間安排而言，“葵卯學製”要求視學生的年歲程度而定。“自初等小學堂第一年，日讀約四十字起，至中學堂，日讀約二百字為止。大率小學堂每日以一點鍾讀經，以一點鍾挑背淺解（挑背者，隨意擇資質較鈍數人，每人指令背誦數語，以省日力。淺解者，止講淺顯切用大義），共合為兩點鍾，計每星期治經十二點鍾。中學堂每星期以六點鍾讀經，以三點鍾挑背講解，計每日讀經一點鍾，間日挑背講解一點鍾，每星期治經九點鍾。至溫經一項，小學中學皆每日半點鍾，歸入自習時督課，不占講堂時刻。”
各級學堂所讀經書有多有少，所講內容有淺有深，並非強歸一致。《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提到，讀經講經“其要義在授讀經文，字數宜少，使兒童易記。講解經文宜從淺顯，使兒童易解，令聖賢正理深入其心”。《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讀經講經其要義亦宜少讀淺解。《詩》《書》《易》三經文義雖多有古奧之處，亦甚有明顯易解之處，可講其明顯切用者，緩其深奧者以待將來入高等學堂再習。若少年不讀此數經，以後更不願讀，則此最古數經必將廢絕矣。十二歲以後，為知識漸開、外誘紛至之時，尤宜令聖賢之道時常浸灌於心，以免流於惡習，開離經叛道之漸；每日所授之經，亦必使之成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