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管理之道並非雜施無序，而是有“一貫之道”，即“執中貴和”。
一、執中--管理的普適準則
允執其中天祿無終。《堯曰》開篇記述了堯舜禹遞相傳授的執政心法，即“允執其中”，主張誠實地把握好中庸之道，假如天下百姓都陷於困苦和貧窮，那麼，上天賜給的祿位也就會永遠終止了。這就強調了恪守中道對治國安邦平天下的重要價值。
過猶不及欲速不達。相對於“中”而言，“過”與“不及”均不適當，因而孔子指出：“過猶不及”（《先進》）。子夏要去莒父做行政長官，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主張，“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為政者處理政務時不要圖快，不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難以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則會因小失大。
約之以禮合乎道義。“中”與“不中”，都要有個標準。為政者要把握“度”，言行態度需要適得其宜。為此需要有“約”。孔子指出：“以約失之者鮮矣。”（《裏仁》）因為約束自己而有偏失的情況是不多見的。孔門主張：要“約之以禮”、“以禮節之”、“禮以行之”，認為“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即是說，隻知外表謙恭而無禮，就會煩勞不安；隻知謹言慎行而無禮，就會畏葸不前；隻知膽大妄為而無禮，就會犯上惹禍；隻知心直口快而無禮，就會尖刻傷人。所行之禮，必須合乎仁道。“人而不仁，如禮何”（《八佾》）。孔子主張，“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即希望為政者以合乎道義為根本，以禮行事，用謙遜的語言說出來，以誠實的態度來完成。
二、貴和——管理的核心價值
和為貴。有子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孔門主張貴和，理性地追求普遍和諧，而且“和”必須“以禮節之”，並不是無原則的“知和而和”。孔子深惡痛絕的“鄉原”，就是合乎流俗、合乎汙世、隨聲附和、八麵玲瓏、四處討好、似是而非的“調和主義”者，是敗壞道德之人，故為“德之賊也”（《陽貨》）。
和而不同。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應取長補短，協調各種不同事物，而不是簡單地認同或盲從附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隻求完全一致，或盲從附和，不求不同事物的協調。孔子一度認為，顏回對自己無所幫助，因顏回“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即對孔子說的話沒有不讚成不高興的。“無所不悅”即為“同”，有違於“和而不同”。基於“和而不同”理念，孔子主張事奉君主時“勿欺也而犯之”，敢於犯顏直諫；對“比幹諫而死”“殺身成仁”精神大加讚賞；對“巧言令色足恭”的言行表現則極為反感，體現出嚴守中道的立場和態度。
三、權變時中——管理的權宜之計
權為重，不可則止。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為政者的睿智莫過於通權達變。孔子提出：“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可以共同學習探究的，未必能一起誌於道；能一起誌於道的，未必能一起持守於道；能一起堅守於道的，未必能一起通權達變。孔子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所謂“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子路》），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都是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