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不易，過則難免，問題在於對待過錯的態度，“改過從善”不失為明智之舉。
一、過則勿憚改——對待自身過錯的正確態度
更過人皆仰之。孔子認為，對君子而言，“過則勿憚改”（《子罕》），有過錯，不要害怕改正，而且“改之為貴”（《子罕》）。孔子以“苟有過，人必知之”為“幸”（《述而》），其弟子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公孫醜上》）。之所以“過則勿憚改”，正如子貢所言：“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既然改過會得到人們的尊重，那就不必擔心改正過錯。“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文過飾非則是“小人”之所為。
不遷怒不貳過。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不遷怒，必有忍，能自我克製。若遷怒，必有害，小則損害身心，大則出現不堪設想的後果。孔子向為政者提出“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公》）的忠告。不貳過，即避免重複犯錯誤，為此，需要善於從已犯錯誤中學習，吸取教訓。在孔子看來：“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衛靈公》）
二、擇善而從不善而改——達於盡善之道
見賢思齊，不善能改。孔子主張：“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裏仁》）無論看見賢者還是不賢者，都反觀自身，取長補短。孔子對“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述而》）感到極為擔憂；認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主張“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事其賢者，友其仁者。孔子主張“就有道而正焉”（《學而》），向有道之人看齊並匡正自身。在回答子貢如何“為仁”時，孔子主張，“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即是說：居住在這個國家，就要侍奉大夫中之賢者，與那些有學問和仁德的人交友，也就是與賢者為伍，與仁者為友。孔子重視居住環境和朋友的選擇，“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裏仁》）。要選擇在有仁德的地方居住才好，否則就是不明智。
觀過知仁，遠離佞人。孔子指出：“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裏仁》）人們的過錯，各有其類別。觀察一個人的過失，就可以知道這個人的仁與不仁。與此同時，孔子主張“遠佞人”，疏遠奸邪諂媚的小人，因為“佞人殆”（《衛靈公》），奸邪諂媚的小人很陰險。孔子期望人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季氏》）。看見好的，唯恐趕不上，能努力追求；看見不好的，如同用手去試探沸水一樣，能迅速離開。
三、勿欺而犯薄責於人——對待他人之過的適當態度
事君以忠，勿欺而犯。孔子回答魯定公問如何“事君”時主張，“臣事君以忠”（《八佾》）。“忠”是盡職盡責，不是諂媚，也不是盲從。當子路問如何事君，孔子主張：“勿欺也，而犯之”（《憲問》）。即不要欺騙國君，而應犯顏直諫。之所以如此，因為孔子看到國君的言行事關重大。當魯定公問到是否會“一言而喪邦”時，孔子認為，“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路》），若國君說得不對，而沒有人違抗，勢必一句話而亡國，則“成人之惡”（《顏淵》），這是君子所不為的。這就意味著，當國君說得不對之時應及時指出，敢於犯顏直諫，這不是“犯上作亂”，恰恰是忠君愛國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