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富國惠民，義利兼求。孔子確信，能實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則合乎仁道，因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任人，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因而在提出“見得思義”的同時，主張“惠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注重富國教民，強調要治理好衛國這樣一個眾多人口的國家，首先要“富之”，讓他們富起來；然後要“教之”，使他們受到教化。孔子主張：“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即要求人們處理政務不要圖快，不貪圖眼前利益，圖快反而難以達到預期目的，貪圖小利反而會因小失大。
6.名正言順，講信修睦。齊景公問孔子怎樣治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要治理好國家，必須確立良好的人倫關係，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否則國將不國，政將不政，社會將混亂不堪。基於此，孔子特別強調“正名”，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孔子認為，治理一個國家，應當需要具備食、兵、信。這三者當中，“信”是最重要的。“民無信不立”。若隻有兵和食，而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那這樣的國家也就難以維係。孔子認為：“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要治理好國家，君主一定要注重品德，要講究信用，取信於民，愛護民眾。同時還要節儉，役使人民要不違農時，進而處理好君主與民眾之間的關係。
（五）尚中貴和，一以貫之
“中庸”是貫穿孔子學說的“一貫之道”；尚中貴和，是《論語》的“一貫之道”。孔子基於中庸哲學，立足於人格培養，關注人生成長，畢生追求和諧穩定的社會政治理想。
《論語》首次提出“中庸”一詞，而且僅見於《雍也》篇所載孔子之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所謂“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複加者也”。顯然，孔子將“中庸”視為德之極致，封之為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在孔子看來，中庸難求，不僅需要公心，而且需要經驗和智慧，守經行權，故很少有人能準確把握尺度，做得恰到好處而毫無偏失。
《論語》各篇章盡管沒有嚴密的邏輯體係，但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一貫之道”，即“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多隱含在孔子的言行及思想方法之中。正如蔡尚思所概述，孔子在如下諸方麵“常常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標準”，即：“子溫而厲，威而不猛”，認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他待人的中庸；“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是他對物的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是他做事的中庸；“見危授命”與“危邦不入”，是他處理生死的中庸；“師也過，商也不及”，是他評價人物的中庸；“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他審美的中庸；“敬鬼神而遠之”，是他對待鬼神的中庸；“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是他交友之道的中庸；既要“親親”，又想“尚賢”，是他善用人才的中庸；“禮之用，和為貴”，是他治國之道的中庸。孔子的一係列言行表明，其“中庸之道”並不以倫理道德本身為限，他還從倫理道德入手，探求事物的普遍真理。他主張“扣其兩端”“允執其中”“過猶不及”，善於抓住事物的兩個方麵並使之相輔相成，力求恰到好處；提倡“和而不同”，能容納萬物，又能在與萬物相處時不至於流俗；主張理智地固守中道，以“仁”“義”“禮”作為衡量適中與否的根本尺度；主張在不違常道的前提下加以權變，既不固守原則而不善權變，又不喪失原則而過於靈活，務求“時中”。
孔子所主張的“和”，是按一定秩序使矛盾雙方互相協調，是對立的結合，而不是對立的泯滅。孔門主張，“和”必須“以禮節之”，並不是無原則的“知和而和”。孔子深惡痛絕的“鄉原”，就是合乎流俗、合乎汙世、隨遇而安、隨聲附和、八麵玲瓏、四處討好、似是而非的“調和主義”者，是亂苗之莠，亂朱之紫，是敗壞道德之人，故為“德之賊”。基於“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主張侍奉君主時“勿欺也而犯之”，敢於犯顏直諫，對“比幹諫而死”“殺身成仁”精神大加讚賞；對“巧言令色足恭”的言行表現則極為反感，體現了孔子嚴守中道的立場和態度。
三、研讀《論語》之建言
其一，對《論語》經典心存敬畏，但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經典”是指那些能夠穿越時空，給一代代人帶來心靈震撼和滋養的傑作。經典是一個民族文化、精神和價值的載體，沒有經典的民族往往是沒有精神和價值支撐和文化身份的民族；經典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之所，經典若被焚毀、否定或忘卻，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價值就沒有了基礎，也就難有文化認同，這樣的民族就成了靈魂漂泊、精神恍惚的民族，就不能回答“我們從哪裏來”也不能回答“我們到哪裏去”。經典不僅能提供知識，而且能發掘潛能，啟迪智慧，豐富人格，滋養人生，消除頹廢，超越平庸。故應多誦讀傳統經典，善於吸收其精華。當然，對同樣一部經典，誦讀者會各有取舍，也會見仁見智，但不可奉為金科玉律。中華文化經典就是中華文化精神價值的載體，是重新確立中國人文化認同之根，培養中國人文化自信文化自覺之本。要重新尋回中國的文化自我，重新確立中國的文化認同，就必須從誦讀經典做起，盡早恢複經典的教育地位。如果說西方人必讀的一本書是《聖經》，那麼中國人必讀的一本書是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瑰寶--《論語》。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本身載有“聖人之言”，現代人對《論語》這部充滿人文精神、人本理念和人生智慧的經典名著，理應心存敬畏而不是輕侮，勉力學習和領會，對管理者必然大有裨益，對每個人必能終生受益。
其二，讀其書知其為人，不可目中無人。司馬遷稱：“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孔子的艱難曲折而不平凡的人生閱曆，就是後人感悟人生的鮮活教材。孔子的學識魅力和人格魅力，給後人以深深感染。鬱達夫在《懷魯迅》一文中寫道：“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我們中國有很多偉大的人物，我們應該懂得如何善待他們。讀《論語》，會大致了解孔子的為人，感悟其人生，仰慕其人格，汲取其智慧。而全麵了解孔子的為人，包括人生閱曆，人生態度，人生境界，人生智慧，必將有助於加深理解《論語》之精髓。
其三，把握其“一貫之道”，避免斷章取義。《論語》從多種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研讀過程中，很有必要把《論語》的思想體係化，準確把握其“一貫之道”，領會其精神實質。《論語》的讀法，可以一章一章地研讀，一字一句地感悟；同時要善於將散見於各章中的對同一問題或相關問題的論述聯係起來，融會貫通。《論語》版本很多。初學者可讀楊伯峻的《論語譯注》或錢遜的《論語讀本》。若有意做較深入研究，可研讀清人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三國魏人何晏的《論語集解》和宋人朱熹的《論語集注》。各家注釋盡管各有不同，但通過多本不同注釋的比較，有助於更深人地理解和把握《論語》的精義。
其四，吸取其精華，無求備於一書一人。《論語》中許多話都成為格言流傳於後世。讀《論語》要著重吸取其有普遍意義的精華，有益於自身的人格修養和文化素質，激發自身的道德意識、責任感和使命感。要做到“古為今用”，就要研究《論語》思想的時代價值，汲取孔子的智慧，以有益於教育和管理。要以世論人，正確判斷其曆史功績，在判斷其曆史功績時，主要看其比前人超出了什麼。孔子既有超出前人的許多方麵，又有供我們學習、吸收的人生智慧和育人智慧，對這樣的偉大人物我們就更應倍加珍惜和敬重。孔子是人不是神，身處2500年前的宗法等級製社會中，難免有其曆史局限性，《論語》的內容也難免帶有時代的烙印。今天研究孔子和《論語》，必須置於孔子的生活時代，“不求備於一人”；置於《論語》的成書時代，不求全責備於一書，重在吸收《論語》精華，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並予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