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適時啟發。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孔子因受到啟發而稱讚：“起予者商也！”顏淵“聞一以知十”，聽老師講學後“亦足以發”。這正是適時啟發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不到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就不予啟導，不到想講而講不明時就不予開導，做不到“舉一反三”，就不再教誨。他期望學生觸類旁通，“告諸往而知來者”。
3.善誘竭才。孔子循循善誘，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潛能，取得了最佳教育效果。顏淵曾感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令弟子“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孔子循循善誘的生動寫照，反映了孔子高超的教育藝術。孔子提出“當仁，不讓於師”，形成了平等和諧的師生關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斷激勵學生發憤成才。
（三）修己安人，君子人格
“孔子所謂學，隻是教人養成人格。”孔子在塑造了自己崇高的道德人格的同時，為世人設計了獨具特色的理想人格並探討實現之路。孔子以所仰慕的“聖人”勉勵弟子，以所樂道的“君子”人格規約弟子，以所推崇的“士人”操守要求弟子，以所描述的“成人”形象感召弟子，致力於探討實現“君子”人格之路，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1.修己安人，立人達人。孔子主張：君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此，“修己”是自我的涵養，自我道德的完善；“安人”或“安百姓”則是修己的目的。孔門所謂“學幹祿”、“下學而上達”、“學而優則仕”，無不含有此意。“修身”不僅為“內聖”所必須，而且是“外王”的必要條件。“修身”則“道立”，修其身而天下平。《論語》許多篇章談到修己做人的問題。曾子自稱“吾日三省吾身”，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做人要正直，光明磊落。做人必有仁德，“泛愛眾，而親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這說明隻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學禮樂才有意義。“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隻有仁德的人才能正確對待別人並能得到人們的稱頌。“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這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隻有克製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有了仁德，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歸於仁了。“剛、毅、木、訥近仁。”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則接近於仁德。能實行“恭、寬、信、敏、惠”這五種美德者，也可算是仁。孔子認為，“仁者”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能近取譬”作為追求仁德的方法，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力求“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2.見賢思齊，改過遷善。孔子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就是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同時又以別人的過失為鑒。“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有感於世人不能自見其過而自責，而主張及時改正自己的過失或“不善”，隻有這樣，修養才可以完善，知識才可以豐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虛心向別人學習的精神十分可貴，但更可貴的是他不僅要以善者為師，而且以不善者為鑒，這對處事待人、修身養性、增長知識、完善人格，都是有益的。
3.理想人格，躬行君子。《論語》中，孔子就理想人格有許多不同的稱謂，“聖人”“君子”則是孔子認為合乎“中庸之道”的“中行者”；而“小人”與孔子所斥責的“德之賊”的“鄉原”，代表著人格不完善。至於“狂者”“狷者”，或為“過”，或為“不及”，盡管各有其長，但均有其人格上的缺憾。唯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的“聖人”，那些“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不憂”“不惑”“不懼”“不器”“文質彬彬”“修己以安人”的“君子”，以及“誌於道”而“弘毅”“篤信好學，死守善道”“仁以為己任”、不惜“殺身以成仁”的“誌士仁人”，還有集“知”“不欲”“勇”“藝”於一身並“文之以禮樂”或“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才是孔子所稱道的具有內在聯係而大致合乎“中道”的理想人格。相對於“聖人”而言，“君子”人格是經過努力不僅可欲而且可求的，因而孔子主張“躬行君子”，即身體力行地做名副其實的君子。
（四）為政以德，講信修睦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認為為政要以道德教化為基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其意是說，為政者如果實行仁政德治，就會像北鬥受到眾星拱衛那樣受到民眾的擁戴。孔子有關為政的理念在《論語》中多有體現。
1.政者正也，先之勞之。在“為政以德”問題上，孔子首先就“政”字作出解釋：“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即把為政歸結為一個“正”字，認為為政就是“正己”與“正人”兼顧而無所偏倚。而在“正己”與“正人”之間，關鍵是在位者能首先正己，即所謂“率以正”。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從政者隻有立足於自身修養，以身作則，為人師表，才能以人格力量達到管理和教育的目的。孔子以舜為例說明君主嚴於律己的重要性：“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這裏舜的莊嚴端正是他實現太平世道的關鍵。子張問如何為政，孔子說：“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也就是說，居於官位不懈怠，執行君令要忠實。子路問如何為政，孔子認為應“先之勞之”，做在老百姓之前而不要懈怠，也使老百姓勤勞。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張行得通，必須心意誠懇，行為端莊。
2.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來到一國之所以知其政事，是“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特別主張善政者“能以禮讓為國”。在談論鄭國賢相子產時，孔子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是由於子產的這種莊重、恭敬、恩惠、道義和美德，才能使他處於鄭國的賢相位置。孔子提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可見治理好國家對君主的要求應是全方位的，才智仁德莊重禮儀不可偏廢。
3.選賢與能。孔子認為君主管理國家大事，要重視選拔優秀人才。“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孔子認為隻要懂禮、有道、正直，並具備一定的從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務政。當季康子問：仲由、賜、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認為三人分別具備果斷、達理、多藝的素質，都可以參政。提倡在實踐中考察人。“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用人不能搞無原則的信任，“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善於言辭者未必就是人才，故不可“以言舉人”，要廣開言路，“不以人廢言”。子夏提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學而優”方能擔當為政重任。
4.尊美屏惡，有恥且格。要“為政以德”，還必須做到“尊美屏惡”。孔子在回答子張“何如斯可以為政矣”時認為：“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為政矣。”要求從政者具有如下五種美德：“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孔子同時主張屏棄虐、暴、賊、吝“四惡”，反對“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出納之吝”。孔子認為，“德禮之教”有“政刑之治”所無法取代的作用。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是說，對庶民若不進行政治教育，隻告知遵從命令，不遵從便予以懲罰，那隻能使民畏罪，使民聽任奴役和愚弄而無廉恥之心；倘若用道德教導庶民做人的道理，再用禮製加以規範，自然會使之產生廉恥之心，進而嚴守中道。從“民免而無恥”到“有恥且格”，表明民眾從“不敢”違禮犯上，到不願違禮犯上，已變強製性的約束為內在的自覺。孔子認為，“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於手足。”在孔子看來，要使人們知其所措，必須使刑罰適得其“中”，而要使刑罰適得其“中”，又必須重視禮樂教化，期望通過德禮教化而“勝殘去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