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宋代宰相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盡管在今看來，這似乎為溢美之言，但足以引發我們的深思，加深對書中修身為政之道的感悟。《論語》涉及為人處世、為學育人、為政惠民等問題，它所反映出來的人生智慧，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華民族文明程度的曆史積澱。研讀《論語》，想必有益於滋潤心靈，滋養人格，啟迪育人智慧，提升文化自覺，領悟管理之道，成就高教事業。
一、《論語》的成書及名義
《論語》主要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追記孔子的言行思想編纂而成，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和事跡，是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和行為的重要資料，也是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之經典。
至於《論語》本義，班固《漢書·藝文誌》稱：“《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也說：“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劉熙《釋名·釋典藝》認為：“《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劉向《別錄》載：“《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可見，《論語》是經過孔子後學“論纂”認可之“語”，是以記言為主經得起邏輯推敲而合乎倫理之“語”，是有益無害之“善言”。
《論語》作為語錄體著作，其語言之含蓄雋永，故事之簡潔生動，所表達思想之深度，所反映人物之個性，均顯示出獨特魅力。“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論語》的精華，孔子的思想，多在其隻言片語、微言大義的格言警句之中。《論語》格言數量之豐，蘊涵哲理之深，修辭藝術之美，在整個中華文化典籍中彌足珍貴。《論語》所記孔子“循循然善誘人”的警句格言，或簡約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暢所欲言，蘊涵豐富智慧。《論語》編纂形式靈活，既多方位、多視角成功刻畫出孔子的儀態舉止和個性氣質，體現了孔子的思想、才能、情趣、生活環境和時代背景，有利於讀者全麵、準確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又鮮明刻畫出一些弟子的個性特征，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淵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晳的瀟灑脫俗，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無論就思想價值還是從藝術魅力而言，《論語》都是一部不可不讀的中華傳世佳作。
《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到西漢時期僅有三種《論語》版本流傳：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撰成《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作《論語注》，現存《論語》基本上沿用《張候論》，共20篇。鄭玄《論語注》流傳後，《齊論語》《古論語》便漸亡佚。《論語》在漢代已被列為學子必讀的“七經”之一。到唐代，唐文宗開成年間刻石於國子學，又將其列為“十二經”之一。到宋代，又將《孟子》列為經書，合稱為“十三經”。宋儒還將《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提出，與《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四書”“五經”遂成為封建社會後期學校教育的主要教科書，科舉必讀之經典。自西漢直到20世紀初約兩千年曆史中，《論語》一直是國人初學必讀之書，成為家傳戶誦之學，對中華民族文化道德素養和國民性起到過重大影響；經海外廣泛傳播，為人類文明貢獻了獨特智慧。
《論語》章數分法不一，據朱熹《論語集注》可分為498章，內容非常豐富。《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係，隻是大致歸類，且有重複章節出現。《論語》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前兩個字或前三個字作為篇名。曆代注釋《論語》版本很多，除鄭玄作《論語注》，還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昺《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和劉恭冕《論語正義》，近世有程樹德《論語集釋》，楊樹達《論語疏證》，楊伯峻《論語譯注》，錢穆《論語新解》等。
二、《論語》中的修身為政之道
《論語》融教育、倫理和政治為一體，集中體現出修身之道和為政之道，其中包含了許多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方法與原則，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傳承和借鑒。這裏僅就其中的修身為政之道，作簡要梳理和概述。
（一）學而不厭，學致其道
《論語》重“學”，以“學而”開篇，以“學而時習”為悅事，以“有朋自遠方來”為樂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慍”，反映出孔子重學律己的君子風範，朱熹視之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顯然，修身之道貴在“學”，需要“學而不厭”“學以致其道”。
1.始於學誌於學。基於“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認識，孔子強調“學而知之”，自稱“我非生而知之者”，靠的是好學古代典籍，“敏以求之”；主張通過學而“知命”“知禮”“知言”，否則，“無以為君子”“無以立”，也“無以知人”。孔子自稱“十有五而誌於學”，通過學習修養和磨煉，逐步實現“立”“不惑”“知天命”“耳順”，最終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之中道境界。顯然，“誌於學”是人生修養的起點，也是達於人生理想境界的起點。
2.好學樂學。孔子認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好之”“樂之”是三種不同的為學境界，不應滿足於“知之”，還要“好之”，更應“樂之”。孔子將“好學”視為人格修養的基礎。在他看來，“仁”“知”“信”“直”“勇”“剛”六德目，都必須建立在“好學”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會出現“愚”“蕩”“賊”“絞”“亂”“狂”六種偏失，或受人愚弄，或行為放蕩，或受到傷害，或尖刻刺人，或犯上作亂，或狂妄自大。“好學”者應善於日積月累，恰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自身“默而識之，學而不厭”，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勉勵冉求知難而進以得其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子提倡“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學無常師，隨時隨地虛心求教，做到“每事問”，“疑思問”。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讚揚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孔顏之樂”為後世樹立了“樂學”典範。
3.博學善學。孔子教以“文，行，忠，信”，涉及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以《詩》《書》、禮、樂教”，“晚而喜《易》”，“弟子受《春秋》”。孔子主張“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在重視博學的同時，強調博約相濟，以免離經叛道。他不滿足於“多學而識之者”，而是“一以貫之”。孔子主張“學而時習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溫故而知新”，要求弟子將學與習、學與思、故與新相結合，不能偏廢。《論語·學而》還提到《詩經》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主張精益求精，反對淺嚐輒止。弟子子夏認為：“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即是說，廣博地學習並堅守其誌向，提出與切身有關的問題並加以思考，仁就含在其中了。
4.學以致其道。《論語》重視學以致用，學以致其道。“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都是注重德行的經典名句，要求讀書的目的，不在於死記書本，而在於力行，能靈活運用知識。在子夏看來，君子“學以致其道”，而不像各種工匠那樣僅限於“成其事”。學習的目的也在於對道義、真理的追求。孔子認為：“朝聞道，夕死可矣”；“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勉勵弟子追求道義、真理，不要為衣食所累。
（二）誨人不倦，善竭其才
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論語》大量記載了孔子誨人不倦、善竭其才所表現出的高超的育人智慧。
1.有教無類，各因其材。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即受教育者不分貴賤、賢愚、民族、地域，應該機會均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嚐無誨焉。”這就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麵，推進了文化教育擴及於平民。孔子認為：“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是否談論高深的道理，要根據其才智如何，這就成為各因其材而教育的基礎。“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孔子特別注意對學生的觀察了解，考慮其個性和優缺點以及進德修業狀況，給予不同的教誨。同樣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有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答冉有：“聞斯行之。”這是因為子路個性魯莽，故需有所節製；冉求處事畏怯，故需加以鼓勵。同是弟子問仁，孔子答顏淵“克己複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答司馬牛“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之綱，對仲弓和司馬牛則答以細目，表現了“各因其材”的時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