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聞道從善君子人格
孔子所謂學，旨在教人養成君子人格。君子“學以致其道”，而不像各種工匠那樣僅限於“成其事”。故極其看重“聞道”，不惜以身殉道。孔子主張，見賢思齊，擇善而從，改過遷善，努力具備智、仁、勇三達德，為政以正，以成就君子人格。
（一）“朝聞道，夕死可矣”
語出《裏仁》篇。在孔子看來，早晨得知了道，就是當天晚上死去也無怨無悔。孔子這裏所講的“道”，是君子的信仰，也是做人處事的最高準則。孔子主張“士誌於道”，莫為衣食所累；還強調“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必須首先修養完善自身，才可能將道發揚光大；反之，隻是以道來粉飾自身，嘩眾取寵，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之所為。
（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語出《述而》。孔子認為，三個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師。選擇他善的品德並向他學習，看到其不善之處並引以為鑒，改掉自己的過錯。孔子學無常師，隨時隨地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取長補短，精神可貴；而更可貴的是，他不僅要以善者為師，而且以不善者為師，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哲理，對我們待人處事、修身養性、增長知識，都很有益。
（三）“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語出《子罕》篇。孔子認為：聰明的人不會迷惑，有仁德的人不會憂傷，勇敢的人不會畏懼。又見《憲問》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作為君子，孔子認為其必備的品格有許多，這裏他強調其中的三條。在儒家傳統道德中，智、仁、勇是重要的三個範疇。《禮記·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孔子感到，這三條他本人都未能做到，但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具備這三德，成為真正的君子。
（四）“政者正也”
語出《顏淵》篇。當季康子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時，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就是說：“政”就是“正”的意思。當政者帶頭走正道，還有誰敢不走正道呢？無論做人還是為官，首在一個“正”字。孔子始終對為官者要求十分嚴格，主張正人先正己，認為其身正則不令而行，隻要身居官職的人能夠以身作則，那麼平民百姓就都會自覺從善，歸於正道。
三、哀樂有節尚中貴和
尚中貴和是貫穿於《論語》中的一貫之道。孔門主張執兩用中，過猶不及，哀樂有節，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和而不同，以和為貴，體現出尚中貴和的文化精神。
（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語出《八佾》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是《詩經》中的首篇。此篇描述君子追求淑女時輾轉反側、寤寐思之的憂思，以及結婚時鍾鼓樂之、琴瑟友之的歡愉。孔子認為：《關雎》這篇詩，歡樂而不放蕩，憂愁而不哀傷。對此，朱熹曾作過精到解釋：“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孔子對《關雎》的評價，體現了他的“思無邪”的藝術觀和“過猶不及”的中和理念，強調無論哀與樂都要適可而止，切不可“樂而淫”或“哀而傷”。
（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語出《顏淵》篇，是孔子的弟子子夏之語。當司馬牛憂愁地說別人都有兄弟而唯獨自己沒有兄弟時，子夏勸慰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也就是說，君子隻要嚴肅認真地對待所做的事情而不出差錯，對人恭敬而合乎於禮，那麼，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沒有兄弟呢？顯而易見，“四海之內皆兄弟”體現了人際之和諧，但其前提是，必須堅持中道原則，做到處事“敬而無失”，待人“恭而有禮”。
（三）“禮之用，和為貴”
語出《學而》篇，出自孔子的弟子有若之口。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裏的“禮”泛指典章製度和道德規範；“先王之道”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有若認為：禮的應用，以和諧為貴。古代君主的治國方法，可貴之處就在這裏。但不論小事大事，若一味追求和諧，有時會行不通。這是因為，為和諧而和諧，若不以禮來加以節製，也就不可能行得通。在此，有若既強調禮的運用要以和為貴，又指出不能為和而和，無原則地進行調和，而要以禮節製之。這與孔子的中和理念是一致的。經儒家的倡導，“和”成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追求和處世原則；我們確信，隨著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隨著文明對話的廣泛深入開展，蘊含中華文化哲理的“和諧”理念，曆久彌新，必將深遠影響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