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思邈首先詮釋了醫者應有的風範。關於大醫之風度儀表，孫思邈認為須得端莊，望之儼然，度量寬宏，從容不迫，不皎不昧。診斷疾病應專心致誌，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方用藥或施針刺，不得有誤。遇到危重急症，要臨事不惑，審諦覃思，不能在患者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來誇耀自己，去追求虛名。到了患者家裏，即使綾羅滿目，也不要東張西望，不要被音樂、佳肴、美酒所迷惑。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他人短長，炫耀自己，惡語攻擊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不要仰首戴麵，自以為了不起。這些都是醫家特別要注意的道德問題。
孫思邈集錄東漢至唐初各家醫論、治療方劑，並將個人治療經驗融彙其中，編成《備急千金要方》。首篇所列的《大醫精誠》《大醫習業》為中醫倫理學奠定了基礎；其婦、兒科專卷的論述，奠定了宋代婦、兒科獨立的基礎；其治內科病提倡以髒腑寒熱虛實為綱，與現代醫學按係統分類有相似之處，其中將飛屍鬼疰（類似肺結核病）歸入肺髒證治，提出霍亂因飲食而起，以及對附骨疽（骨關節結核）好發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與癰疽關係的記載，均顯示了很高的認識水平；針灸孔穴主治的論述，為針灸治療提供了準繩，阿是穴的選用、“同身寸”的提倡，對針灸取穴的準確性頗有幫助。
孫思邈晚年回到故鄉，住在罄玉山。這裏山勢巍峨，古柏茂密，勝跡頗多。他繼續從事醫藥研究，堅持著述，於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書名取“輗軏相濟”“羽翼交飛”之意，借以對30年前撰成的《備急千金要方》進行補充並對新的學術經驗做一總結。
孫思邈重視地道藥材，強調藥物的栽培、采集、炮製、管理、貯藏方法。他很講究藥物的實際效果，反對濫用貴重藥品。為了提高藥物療效，他提倡自種自采和親自動手炮製。為了提醒人們對地道藥材的重視，他還列了專節論述地道藥材，他認為藥材地道與否直接關係到臨床治療效果的好壞。由於孫思邈在用藥方麵有卓越的貢獻，所以被後人尊為“藥王”，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紀念他的廟宇祠堂。在臨證方麵，孫思邈發展了張仲景的傷寒學說。他既重視前人的寶貴經驗，又尊古而不泥古，他把《傷寒論》的內容，比較完整地收集在《千金翼方》中，為後世研究《傷寒論》提供了較可靠的版本依據。他創立了從方、證、治三方麵研究《傷寒論》的方法，這種方法成為以後“以方類證”的開端。
在此曆史階段，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編撰完稿，著名醫家皇甫謐在針灸學方麵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民族醫學藏醫學有了較大的發展，這些內容也將在本書中介紹。
4.4宋金元時期——學派湧現、理論突破階段
宋、金、元時期的醫家們在前代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閱曆和臨證體會，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在各抒己見、百家爭鳴的氛圍中，中醫理論在一些方麵取得了突破。
4.4.1病因學巨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宋代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在中醫病因學方麵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學說”。他在梁代陶弘景《肘後百一方·三因論》的基礎上，確立了“外因、內因、不內外因”的病因分類說，使中醫病因學說更加係統化和理論化。
全書共18卷，將病因歸納為三大類：外感六淫為外因，七情內傷為內因，而飲食所傷、叫呼傷氣、蟲獸所傷、跌打損傷、中毒、金創等為不內外因。該書以病因與病症相結合的辦法，係統闡述了三因理論。這一病因三分法，是對宋代以前病因理論的總結，對其後病因學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
4.4.2農民起義與解剖學的發展
北宋時期的解剖學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慶曆年間（1041—1048），廣西起義領袖歐希範等56人被統治階級誘殺。行刑時，州吏吳簡命醫生與畫工等剖腹探索，共解剖了50具屍體，由此對屍體的喉部、胸腹腔髒腑進行了詳細觀察比較，並由畫工宋景繪成圖譜，這就是後來的《歐希範五髒圖》。
楊介考訂校正的《存真環中圖》也是這一時期的著名解剖著作，“存真”指髒腑，“環中”指經絡。本書繪述從咽喉到胸腹腔各髒腑的解剖，並對經脈的聯附、水穀的泌別、精血的運輸等情況，進行了較細致的觀察與描述，是我國較早的人體解剖圖譜，但原書已佚。
4.4.3金元四大家及其理論
金元時期，中醫學術界湧現了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理論的爭鳴大大促進了中醫理論的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劉完素（河間）、張從正（子和）、李杲（東垣）和朱震亨（丹溪），後世合稱為“金元四大家”。
劉完素在係統研究《黃帝內經》運氣學說和病機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主火論”為特點的學術思想，倡“六氣皆從火化”和“五誌過極皆為熱甚”之說，認為百病多因於火，治療疾病以寒涼為主，後世稱之為“寒涼派”。劉氏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為後世溫病學說的產生開創了先河。
張從正精研仲景《傷寒論》汗、吐、下三法，認為凡病皆因邪而生，“邪去則正安”，故治療疾病多以汗、吐、下三法攻逐邪實為主，反對濫用補藥，後世稱之為“攻邪派”（“攻下派”）。
李杲著重研究脾胃元氣的理論，提倡“人以元氣為本”“內傷脾胃，百病由生”之說，主張治療疾病以調補脾胃為主，善用益氣升陽方藥，後世稱之為“補土派”（“脾胃學派”）。另外，李氏還提出了內傷發熱的獨特見解，認為它既不同於外感發熱，又不同於陰虛發熱，多因陽氣不升、穀氣下降、陰火上衝等所致，對中醫學術的發展亦頗有影響。
朱震亨集河間、子和、東垣之學，善治雜病，創見頗多。他受理學影響較大，並結合江南氣候特點，倡言“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認為濕熱相火為病，十之八九，治病以滋陰降火為主，後世稱之為“養陰派”（“滋陰派”）。此外，朱震亨提出了“氣血衝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的觀點；他還認為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提出“百病多因痰作祟”之說。
金元四大家之論，雖各有不同，但都以實踐經驗為基礎，各有發明與創見，從不同的角度充實和發展了中醫學理論。
4.5明清時期——綜合彙通、深化發展階段
明清時期，中醫學的發展出現了對前期理論學說進行分析評價、綜合彙通的總趨勢。各醫家在集古代中醫基礎理論大成的基礎上，結合該時期醫家的臨床經驗和哲學研究成果，經過反複探討，提出了許多創見，使中醫理論體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4.5.1命門學說
趙獻可、張介賓等致力於探討生命的本質和原動力，探索調節人體全身髒腑陰陽的樞紐所在，由對《難經》的“左腎右命門說”的爭論，發展形成了“命門學說”，為髒象學說增添了新的內容，為調整陰陽提供了理論依據及具體的治療方法。
目前關於命門的位置有四種說法：《難經》認為右腎為命門，張介賓等認為兩腎總號為命門，趙獻可等認為兩腎之間為命門，孫一奎等認為命門為腎間動氣。
4.5.2解剖學大成者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字勳臣，直隸玉田（今屬河北）人。年輕時即精心學醫，並於北京開一藥鋪行醫，醫術精深。因其精究岐黃，對古書中對人體構造的描述與實際不符的情況進行了批評和修正，其革新精神甚得好評。
王清任重視解剖，改正了前人有關“內景圖說”中的人體解剖方麵的錯誤，著成《醫林改錯》，這是一部幾百年來令醫學界爭論不休的書。書中主要闡述了兩個方麵的觀點。其一便是“改錯”，王清任認為，我國古代醫書中對人體髒腑的位置、大小和重量的描述並不確切，他曾在瘟疫流行的災區觀察未掩埋的兒童屍體300多例，逐一進行了解剖，繪製了大量的髒腑圖。另一觀點主要表明了他對人體氣血的一個特殊認識。他認為氣與血皆為人體生命的源泉，但同時也是致病因素。不論外感內傷，對於人體的損傷，皆傷於氣血而非髒腑。氣有虛實。實為邪實，虛為正虛；血有虧瘀，虧為失血，瘀為阻滯。他認為瘀血是由於正氣虛，推動無力造成的，故血瘀證皆屬虛中夾實。故而他倡導“補氣活血”和“逐瘀活血”兩大法則，這就是他著名的“瘀血說”。
4.5.3溫病
溫病學在明清時期也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吳有性提出了感染“戾氣”為傳染病發病主因的新觀點，葉天士著書《溫熱論》，闡明了溫熱病的發生、發展規律，創立了溫熱病的衛氣營血辨證理論，吳鞠通著書《溫病條辨》，創立了溫病的三焦病機傳變規律及其辨證論治方法，促使溫病學說日趨成熟。
另外，這一時期的蒙醫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湧現出許多優秀的蒙醫藥學家和蒙藥典籍，其中較有影響的是鬆巴·堪布―伊舍巴拉吉爾的《西勒嘎日·莫隆》（《識藥晶鑒》），該書是蒙藥的奠基篇。
4.6近代與現代——係統化、多元化、理性化階段
近代與現代，隨著社會製度的變更，西方科學技術及思想文化的傳入，以及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幾近中斷，中醫學的發展呈現出新的趨勢：一方麵繼續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學術成果；另一方麵積極吸收采納現代科學包括西醫學的成果，走向中西醫結合與多學科研究的道路。
中醫理論的發展表現出三方麵的趨勢。第一，通過現代醫學家的研究、疏理而更加係統、規範。成書於20世紀80年代的全國統編教材《中醫基礎理論》即為其標誌與起點。第二，用哲學、控製論、信息論、係統論、心理學，以及包括現代醫學在內的現代科學技術等多學科方法研究中醫，使中醫理論體係得到很快的發展，此類代表作有薑春華等《腎的研究》、金益強等《中醫肝髒象現代研究與臨床》、危北海等《中醫脾胃學說應用研究》、匡調元《中醫體質病理學》、孟競壁等《十四經脈顯像探秘：衛行脈外小分子循經運輸通道係統的研究》、雷順群等《內經多學科研究》等。第三，從哲學及科學方法論的角度，對中醫理論的研究及其在中醫學科發展中的地位，不斷反思，正確認識中醫理論經驗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性質，區分中醫理論的實證和非實證兩種類型，以正確選擇中醫理論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使中醫理論的研究逐步從解釋、證實性研究過渡到主體創新性研究。
中醫的發展之路在某種層麵上映射的是華夏民族的發展曆程，中醫的繁榮昌盛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輝煌延續的有力支撐，中醫要繼承，更要在繼承中發揚和創新，隻有這樣，中醫的璀璨路程才能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