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選取語文教學內容——教什麼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關於語文教學的目的與內容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有爭論，例如前期的“文”與“道”之爭，直至20世紀60、70年代仍然有相關的討論，即語文教學應以“文”（傳意工具）抑或以“道”（道德教化）為重，成為我國語文教育史上曆時甚長的一場稱作“文道之爭”的大討論。縱觀當時對“文”、 “道”關係的認識和後來有關語文與文學應分拆抑或合並為一科的討論，不同學者各有觀點。內地在20世紀50年中後期把語文與文學分科，把語文學科重整為漢語及文學兩大範疇，自改革開放以後，語文課程經曆多次的改革，至今仍有許多關於語文科課程內容的討論。許多教師指出目前的語文科在教材選編上忽視了文學性，導致語文教學水平低落，原因是目前的語文科強調“語文是工具”，因而選材上傾向采用重“聽說讀寫基本技能訓練”的文章，以致一些文字粗糙的文章，也會因而被選中，許多優美的文學作品反而不被納入課程中。
香港在20世紀70、80年代時亦有關於語文科課程的論爭，1974年，中學中國文學中國語文科課程中分拆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文學科的目標在於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學作品的欣賞能力，而語文科的目標則培養學生對語言文字的運用能力。然而，有學者指出，如果教師未能拿捏準確教學內容的取向，這種分拆方式既達不到“科目分工”的原則，亦無法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和文學修養，更遑論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和審美能力了。在教材組織方麵，內地由1978年起進行多次的課程改革與實驗，把教材組織改革，發展單元教材及能力序列教材。香港則直至2000年始實行教改，語文科試行單元教學，取消範文，由學校及教師自選教材。許多教師麵對的問題在於單元應如何組織，這在教育界尚未有清晰的意見。以前的中文課文多以文體作為組織的維度，如按“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等來組織課文，目前則普遍認為這種組織模式過於狹窄，但究竟應怎樣組織單元，至今還沒有相對一致的看法。這當中的核心問題應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語文教學該教些什麼？ 教學內容應該是什麼？以上是在課程宏觀的層麵及取向上討論語文學科的學習內容。
微觀來說，語文課堂教學在教學內容上應教什麼，也一直沒有一套公認的標準。雖然不論內地還是香港的語文大綱都會將語文教學目標、語文知識還有教材內容與教學內容列出，但語文畢竟不同於數理科目，有很強的係統性，所以語文教學內容應是什麼，在一堂課內我們期望學生學到什麼，都沒有準確定位，而許多語文教材是“文選型”，是以一篇篇文章作為單位，但文章是語文的綜合體，當中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取向或重點，如果沒有清晰的理念，課堂教學的主觀隨意性便會很強，課堂的優劣便有賴於語文教師的處理，教師不同，教學內容也就不同，效果也成疑問。一個極端是，教師可以把語文教學內容限定為教授教材中的“字詞句段篇”，千篇一律，教學變得呆板和僵化；另一極端則是教學內容過於浮泛，未能妥善利用教材特色，這兩種極端都削弱了語文教學的有效性，影響語文教學的水平。
近年對“語文教學內容”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的國內學者王榮生指出，由於我國的語文教材是“文選型”，教師習慣於“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教”，造成了“選文”頂替著課程的現實狀況。“教什麼”的得當與否幾乎完全依賴於語文教師的教學機智和對學生需要什麼的診斷能力，他提出“教學內容是在教學過程中創造的”，教師應參與決定教學的內容，通過對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教材的特點來加以分析，以決定教學內容。我們認同這是重建語文學科教學內容的關鍵，並會在以下數章展示如何透過課堂學習研究，從學生、教材、教師經驗以及課堂實踐等新角度，為語文學科的學習內容重新定位的方法。
二、如何讓學生學會——怎樣教
早期，不少學者或社會人士都慨歎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偏低，例如詹伯慧指出：“大家談起當前港、澳大學生的中文水平來，莫不搖頭歎息，甚或憂心忡忡”，“一些從事中文教學及成績評核工作的資深教育工作者認為，青年人的寫作能力近年下降，但未至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當中的原因之一是認為香港學生重英輕中。”此外，多名學者指出語言環境的問題，因香港是粵方言區，教師和學生平常都用粵語，而教材中選用的課文卻是白話文，這種口語和書麵語脫節的現象，是“言文不一”，也有學者指出香港是一個多語環境：香港通行的是英語及中文，但香港為廣州方言區，故有標準語（普通話）和方言（廣州話）兩種不同的語言變體。學生身處於方言區中，在運用書麵語表情達意時，往往夾雜大量方言。除了語言環境外，香港的語文課程的設計也導致一些教學問題。
回顧香港中文科的課程發展，20世紀70年代的大綱隻是一個簡單的框架，對各項語文能力目標的界定是模糊的。隨著語文和文學分家，中文科作為母語學習，表情達意、獲取信息的工具性漸漸確立。但香港教科書采用合型的編排方法，把聽說讀寫及語文基礎知識訓練等綜合編在一套教科書內，教師容易忽略寫作、說話及聆聽教學。到了20世紀90年代，不論小學或中學的課程改革都期望把學習目標定得更為明確，評估更為具體，使教學更有效果，但學者指出這個時期的課程仍有諸多問題，包括：教學目標不夠明確、清晰；教材選取標準模糊，缺乏適應學生個別差異的靈活性；教材內聽說讀寫序列不足，不同範疇的訓練重點，欠缺係統的有機組合；忽略評估內容與教學目標之間的對應關係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