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亦稱“道學”。宋、明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重名物訓詁，至宋儒則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因有此稱。北宋初胡瑗、孫複、石介，稱為“理學三先生”。然理學實際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提出“理”先於天地而存在，將抽象的“理”也即封建倫理準則提高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其為學主張“即物而窮理”。與朱熹對立的為陸九淵的主觀唯心主義，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題。至明代，王守仁進一步發展陸九淵的學說，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斷言心之“靈明”為宇宙萬物的根源，為學主“明本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張載提出的氣一元論，與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顏元等，對程朱、陸王皆持反對態度。至戴震著《孟子字義疏證》，提出“理存於欲”，指出“後儒以理殺人”，則更給予了“理學”以有力的批判。
道統儒家傳道的脈絡和係統。孟子認為孔子的學說是上接堯、舜、湯、周文王，並自命是繼承孔子的正統。韓愈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關於道的傳授係統說，自稱自己繼承了真正的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正宗，開啟了宋代道學的先聲。朱熹則認為，儒家的道統是以周敦頤、二程（顥、頤）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繼周、程為儒家正統。道統說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護身符，後來遭到反道學家的猛烈抨擊。
道學即宋代理學。它以繼承孔孟“道統”，宣揚“性命義理”之學為主，把封建倫理道德神化為一種天經地義的大道理，認為天理即封建倫理道德是人本身所固有的。道學家們鼓吹禁欲主義，主張“存天理，去人欲”。在道德修養方麵，提倡“養心”、“主靜”、“居敬窮理”、“窮理盡性”等的內心自我修養。道學的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到朱熹集大成，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
佛學中國對佛教哲學的稱呼。佛教起源於古印度，東漢明帝時開始在中國傳播。魏晉南北朝時，佛教與玄學關係密切，廣泛流行於全國。這一時期，信奉佛教的皇帝、貴族、士大夫甚多，如梁武帝蕭衍、竟陵王蕭子良，名士宗炳、謝靈運、何敬容、顏之推等人，皆精研佛典。此時又大量翻譯佛經，至唐開元時已達1076部，5048卷，以後各代續有新譯，對佛學的形成與傳布關係甚大。至隋唐，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各宗派。通過與中國傳統的倫理、宗教等觀念的結合，產生了中國佛教與中國佛教哲學。其唯心主義的宗教體係及唯心主義的理論論證中，包含有十分豐富的邏輯分析與辯證法觀點。作為中古時期中國哲學的主要思潮，中國佛教哲學對宋明理學及晚清思想界具有直接的影響。近世因稱中國佛教哲學為佛學。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三十：“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與思想界無關係。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然非其專好。至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篤誌信仰。紹升嚐與戴震往複辨難。其後龔自珍受佛學於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然……故今文學家多兼治佛學。”又“〔楊文會〕鳳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為事……康有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楊〕文會。”
乾嘉學派清代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以訓詁考據為特點的經學學派。淵源於明末清初的顧炎武，至乾、嘉時，文字、聲韻之學大盛，形成所謂“樸學”，後人乃將繼承發揚這種學術的學者群稱為“乾嘉學派”。這時，有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兩大支。稍後，又有揚州學派。著名的學者有汪中、王念孫、王引之、淩曙、焦循、阮元等。乾嘉學派因推崇東漢經師許慎、鄭玄之學，故世又稱之為漢學派或清代古文經學派。對近世學術影響巨大。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其。其弟子有江聲、餘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學於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裏，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淩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喬等。其教於京師，弟子之顯者，有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當時學者承流向風，各有建樹者，不可數計。而紀昀、王昶、畢沅、阮元輩，皆處貴要，傾心宗向，隱若護法，於是茲派稱全盛焉。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征不信’。”
漢學亦稱“樸學”。指東漢諸儒考據訓詁之學。至清代，指推尊漢儒樸學風尚，以訓詁、考證治經的乾嘉學派。與“宋學”相對。明清之際，學者顧炎武為反對明末空疏不學的風氣及王學流弊，主張根據經、史立論，通經致用。經學家閻若璩、胡渭等繼承顧炎武的考據傳統，以漢儒訓詁方法治經、辨偽，多有創獲。乾、嘉間，惠棟、戴震等更以漢儒經、注為宗，承東漢許慎、鄭玄之學，專從文字學入手，以訓詁考據方法治經史乃至諸子，形成吳派及皖派，“漢學”遂成為清學的主流，而宋學影響則遠不足與抗。清代漢學家治學謹嚴縝密，學風“實事求是”，不尚空言，於古籍整理、辨偽輯佚、語言文字的研究，及古代曆史地理、天文曆法、典章製度等方麵的考索求證，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其缺點是遠離清初諸大師“通經致用”的現實精神，迷信漢儒與古書，往往流於支離繁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三：“當時學者，以此種學風相矜尚，自命曰樸學。其學問之中堅，則經學也。經學之附庸則小學，以次及於史學、天算學、地理學、音韻學、律呂學、金石學、校勘學、目錄學，等等。一皆以此種精神治之。”
樸學見“漢學”。
宋學指宋儒的理學派別。與“漢學”相對。宋代學術派別甚多，有朱熹的理學派、陸九淵的心學派、葉適的永嘉學派、陳亮的永康學派，以及呂祖謙的金華學派等。當時，各學派間不斷有學術之爭，如朱熹的理學與陸九淵心學之爭，葉適、陳亮等事功之學與朱、陸的對立。至清代，考據學大行，推崇漢儒的樸學風尚，乃以“漢學”為旗幟，與“宋學”對立，並稱崇尚宋儒“性命義理”之學的理學學派為“宋學”。清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上：“近今漢學昌明，遍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九：“同時有湯斌、李光地、魏象樞、魏裔介輩，亦治宋學，頗媕娿投時主好以躋通顯。”
陰陽中國古代哲學重要範疇之一。陰陽對立的觀念，起源於原始社會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觀察，他們發現事物皆具有相反相成的對立麵，如晝夜、朝夕、日月、明暗、牝牡、男女、天地、陵穀、暑寒、水火等。“陰”、“陽”在《詩經·公劉》“相其陰陽”一語中，僅指山的北麵與南麵，同時有陰暗與光明之義。至戰國時，百家興起，道家始有陰陽之說。其支裔陰陽家提出陰陽與五行是世界運動的基本範疇，從此“陰陽”乃成為哲學概念，凡明亮、剛強、熱烈、運動、輕清的方麵屬陽，凡陰暗、柔弱、冷清、靜止、重濁的方麵屬陰。其他如天、男、奇、剛、伸、南、赤屬陽，地、女、偶、柔、屈、北、黑屬陰。至《周易》，將奇偶稱為陽爻和陰爻，又各分老少而有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之別；純陽爻的卦叫乾卦，乾之言健，表示陽剛，其象為天，為父，為君；純陰爻的卦叫坤卦，坤之言順，表示柔順，其象為地，為母，為臣。因而，“陰陽”作為哲學範疇滲透到廣泛的文化領域，對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宗教、政治、曆法、醫學、樂理等，產生了極為深刻久遠的影響。“陰陽”學說在戰國時代與“五行”觀念結合，表現為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五行說，賦予許多神秘的意義，如“五德終始”的曆史循環論等。此後，道教、堪輿家、占星家、命相家、民間巫術等，也皆利用“陰陽”學說，以證其理。
八卦也名“經卦”。《周易》中的八種基本圖形。由“”與“”兩種符號組成。“”為陽，“”為陰。八種不同的卦形，象征八種不同的自然現象，其名稱為：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風”，坎（）代表“水”，離（）代表“火”，艮（）代表“山”，兌（）代表“澤”。其中，“天”主宰萬物，“地”收藏萬物，“雷”使萬物運動，“風”使萬物消散，“火”使萬物幹燥，“水”使萬物滋潤，“澤”使萬物喜悅，“山”使萬物保持固定形態。其中，乾、坤二卦最為重要，是一切現象產生的基礎與根源。在八卦的前提下，又兩卦相疊演變出六十四卦，古人用以象征世間各種現象的發展與變化。其起源極為古老，傳說中認為是伏羲氏所創。然商周考古發現的遺物上，曾發現若幹符號，經張政烺等學者研究證明，實際即為早期的八卦形式。至春秋戰國，儒家將八卦神秘化，後世的道教及民間占卜、算命術也對八卦加以利用。然其從正反兩方麵的矛盾對立來說明萬物發展變化的思想，蘊含有辯證法的因素，對中國古代哲學曾產生一定影響。“八卦”及六十四卦等內容，主要保存在《周易》一書中。
五行我國古代哲學的一個重要範疇。原指水、火、金、木、土五種物質。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五行”說認為它們是構成萬物的元素。最早見於《尚書》、《左傳》、《國語》等書。其觀念在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形成。其中，“金”在商代指銅、錫合金。春秋以前，“五行”思想廣泛地影響了天文、曆法、醫學等科學的發展。戰國時又出現五行“相生相勝”之說，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為“相生”；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此為“相勝”，又稱相克（尅），也具有樸素唯物論及自發的辯證法因素。此後，“五行”說在為中國古代科學家繼承的同時，也被儒家思孟學派用來解釋“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思想，並有神秘化的傾向。此一哲學範疇，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重要的意義和極深遠的影響。《書·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章，稼穡作甘。”
太極中國哲學術語。始見於《易傳》和《莊子》。北宋周敦頤作《太極圖說》，後朱熹又加以發展，成為世界觀基本概念之一，涵義也不斷變化。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提出“無極而太極”的命題，實本於《老子》“有生於無”，“太極”是由無極派生轉而派生陰陽二氣的中間環節。朱熹把“太極”解釋為最高的理：“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宋張載和明王廷相則借用“太極”來說明“氣”。近代孫中山曾用“太極”譯西語“以太”，認為是宇宙萬物的物質始原。《易·係辭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太極”是天地萬物本原。《莊子·大宗師》：“夫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仁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範疇。本指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範集於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係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為“仁”的實現而獻身，即“殺身以成仁”的觀點，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莊子·在宥》：“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清譚嗣同《仁學·界說》：“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虛心，故虛識。”
義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義”。孟子則進一步闡述了“義”。他認為“信”和“果”都必須以“義”為前提。他們把“義”作為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之一。儒家把“義”與“仁”、“禮”、“智”、“信”合在一起，稱為“五常”。其中的“仁義”成為封建道德的核心。《論語·裏仁》：“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又：“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離婁上》：“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禮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社會準則和道德規範。春秋時的政治家子產最先把“禮”當作人們行為的規範。孔子也要求人的言行符合禮，這“禮”既指周禮的禮節、儀式，也指人們的道德規範。他對“禮”進行了全麵的論述，提出了“克己複禮”的觀點；把“禮”當作調整統治集團內部關係的手段，當作治國治民的根本。荀子也很重視“禮”，把“禮”看作是節製人欲的最好方法。戰國末和漢初的儒家對“禮”作了係統的論述，主張用禮來調節人的情欲，使之合乎儒家的道德規範。
智“智”，即智慧、聰明，有才能，有智謀。孔子認為，有智慧的人才能認識到“仁”對他有利，才能去實行“仁”。隻有統治者才是“智者”，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都可成為“仁人”，而“小人”無智。儒家把“智”看成是實現其最高道德原則“仁”的重要條件之一。他們要實現“達德”，而要實現“達德”必須經過“知”的五個步驟，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漢儒則把“智”列入“五常”之中。
信儒家的倫理範疇。意為誠實，講信用，不虛偽。“信”既是儒家實現“仁”這個道德原則的重要條件之一，又是其道德修養的內容之一。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是要求人們按照禮的規定互守信用，借以調整統治階級之間、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儒家把“信”作為立國、治國的根本。漢儒把“信”列入“五常”之中。《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信近於義，言可複也。”《左傳·宣公二年》：“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忠儒家的道德規範。孔子所說的“忠”，是指和別人的一種關係，盡力幫助別人叫做“忠”。“忠”又特指忠君。對長輩能盡孝道也是“忠”。孔子把忠當作實行最高道德原則“仁”的條件。孟子也把“忠”視為重要的道德規範，即指把好的道理教給別人。漢以後出現了“三綱”，“君為臣綱”規定了臣民對君主須絕對“忠”，忠君便成為天經地義、永恒的倫理教條。曆代統治者與一些封建思想家鼓吹“愚忠”。使“忠君”與“孝道”成為封建倫理道德的主要內容。《論語·子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孝儒家的倫理範疇。主要指敬奉父母、善事父母。儒家認為孝是各種道德中最根本的。孝是維護封建宗法等級製在家庭關係中的表現，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孝”一直被視為最高的美德，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孝經·開宗明義》：“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三才》：“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論語·為政》：“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悌儒家的倫理範疇，指敬愛兄長，順從兄長。目的在於維護封建的宗法關係。常與“孝”並列，稱為“孝悌”。儒家非常重視“孝悌”，把它看作是實行“仁”的根本條件。《論語·學而》：“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滕文公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
節氣節和節操。①封建社會指一個人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堅定性。對內，氣節表示對一定的政治製度、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堅定信仰。對外，氣節則指在國家和民族遭到外敵侵犯時，能挺身而出，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堅持鬥爭。乃至獻出個人生命。氣節是具體的、有階級性的。《荀子·君子》：“節者，死生此者也。”②又稱“貞節”。為封建時代約束婦女的道德規範。即要求婦女謹守閨門，不與男子接觸，婚後要“從一而終”，夫死不得再嫁，要為丈夫終身守節，甚至殉夫。這是封建社會對人性的摧殘和對婦女的桎梏。《二程遺書》卷二二下：“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魯迅《墳·我之節烈觀》：“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恕中國古代的倫理道德觀念。“恕”，要求推己及人，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強加給別人。在孔子的有關倫理學說中，“忠”與“恕”是並列的。因“恕”而得“忠”，為“忠”以行“恕”。“忠恕”是實行“仁”的方法，是“仁”的內容，同時又是孔子思想的一貫之道。《論語·裏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集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勇儒家的倫理範疇。指果斷、勇敢。孔子把“勇”作為施“仁”的條件之一。“勇”必須符合“仁、義、禮、智”，而且不能“疾貧”，才能成其為勇。《論語·憲問》：“仁者必有勇。”《論語·陽貨》：“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論語·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讓指謙讓、禮讓。對人的謙讓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孟子·公孫醜上》：“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義儒家重要倫理範疇。本意為仁愛與正義。戰國時的孟軻曾著重提出，漢儒董仲舒繼承其說，將“仁義”作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則。宋代以後，由於理學家的闡發、推崇，“仁義”成為封建道德的別名。常與“道德”並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對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都有較大影響，具有一定的欺騙性。《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孟子·梁惠王上》：“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趙岐注：“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有不利之患矣。”朱熹集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製，事之宜也。”
道德是一定社會中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道”指道理，“德”指道之內得於己，外施於人。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道德”一詞的含義還指人的善惡評價、道德品質、個人的道德修養和理想境界等。道德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服務。在階級社會中，道德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統治階級的道德是占統治地位的道德。《荀子·勸學篇》：“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記·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